第一章 一個書呆子的誕生
1、大鼻子的孩子
我是一個長相丑陋的孩子。
我能說什麼呢？要是好萊塢有一天想拍一部關於Linux的電影的話，我希望他們一定得找一個像湯姆?克魯斯那樣的人擔當主角，但在現實中，我的相貌可沒有那麼好。
千萬別誤解我的話，我還沒丑到《巴黎聖母院》裡那個駝子的地步。
但可以想象一個我的大包牙，凡是見過我小時候照片的人，都會覺得我的相貌酷似河狸。再想象一下我不修邊幅的衣著，以及一個托沃茲家族祖祖輩輩遺傳下來的大鼻子，這樣，在你腦海中我的模樣就形成了。
有時別人對我說，我的鼻子長得簡直“富麗堂皇”。人們還說——至少我的家人是這麼對我說的——一個男人的鼻子的大小可以說明“其他”東西。但是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來說，這些話大概也沒什麼意義。在他看來，鼻子只不過是起著遮蓋牙齒的作用。照片上我們家三代男人的臉部輪廓讓人痛苦地聯想到，留在別人記憶裡的唯有鼻子而沒有什麼其他的男人氣質。至少在當時是如此。
為了讓你對我模樣的想象更完整一些，現在再來補充一些細節。棕色頭發(在美國這裡，人們把它稱做金黃色，但在斯堪的納維亞就叫做“棕色”)、藍眼睛、稍有點近視，於是戴副無傷大雅的眼鏡。另外眼鏡至少可以讓人不大注意我的鼻子，於是我就帶上了，任何時候都不摘下來。
哦，我已經提到了我在穿著方面的缺乏品味。通常，我都是選深藍色的衣服，這就意味著我只穿藍色牛仔褲，再配一件藍色翻領毛衣——也可能是青綠色之類。幸好我們家人不喜歡照相，這樣讓我出丑的證據就沒有留下多少。
照片還是有幾張。有一張裡的我當時只有十三歲左右，和比我小十六個月的妹妹薩拉一起照的。照片裡的她看上去還蠻不錯，而我卻瘦得出奇，是個臉色蒼白、扭曲著身子讓人拍照的小男孩。拍照人大概是我媽媽。她是芬蘭新聞社的翻譯，這張寶貝照片也許是她在出門上班前匆匆忙忙拍下來的。
我在12月28日這個一年末尾的時候出生，這便意味著我是全球裡年齡最小的孩子，同時也是個頭最矮的一個。如果是在高年級，比多數同學都小半年似乎已不再是什麼問題，但在剛上學的那幾年這點差別卻至關重要。
你有什麼想法？你是不是想說，令人驚奇的是，所有這些缺點對我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長得像海狸、小矮個、戴副眼鏡、亂糟糟的頭發(其實後來我的關發也總是蓬亂不堪)，不修邊幅的衣著，這些都沒什麼影響。因為，我有迷人的個性。
但我告訴你，事實並不是這個樣子。
還是讓我們實話實說吧，我是一個古怪的書呆子，一個為人取笑的對象。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是如此。我倒沒有干什麼用膠帶把眼鏡粘在一起的事，但也差不多了。因為我有著其他合乎大家想象中的書呆子的所有特點：比如數學極好，物理也非常棒社交能力卻差得一塌糊塗等等。那時，做一個書呆子還沒有被人認為是一件好事。
每一個人大概在上學時都遇到過像我這樣的人：在數學方面很突出，但不是因為學習刻苦，而是天生就是那個樣子。我在我們班就是這樣一個人。
在你急著替我難受之前，我再給你補充一些細節吧。我可能的確很怪，而且是個小矮個，但我混得不錯。我在體育方面雖說不上能達到運動員的水平，但也不是不可救藥的家伙。學校課間休息時總是玩一種游戲，這種游戲比賽技巧和速度，比賽分兩個隊進行，兩隊輪流用球扔向對方，被扔中者出局，直到有一方全部出局認輸為止。我雖說從來也不是頂尖好手，但在兩隊挑選隊員時我總是屬於最早被挑中的那一撥。
所以在包括家庭、鄰裡在內的社會這一層面，我可能比較古怪，但單以學校而論混得還行。我沒花什麼力氣就成了在學校裡屬於有點檔次的那類學生，盡管從來也不屬於出類拔萃的那種，可能主要是因為我不那麼玩命。其實我即使在社會層面也有別人可以接受的地方。好象誰也不會太關注我的鼻子，現在回想起來，可能因為他們都有太多自己要操心的事情。
回過頭來看，當時的大多數孩子似乎在穿衣服方面也不太講究，而當我們長大後，又突然要由別的什麼人來決定我們穿什麼衣服了。就我自己而言，這些人主要是某些高技術公司的銷售人員，我就穿他們在會議上免費發送的T恤和夾克。最近，我幾乎一直都穿Vendorware公司的這類貨色。而且我還有一個老婆，由她決定我的衣櫥裡應該放些什麼樣的衣服，還替我挑選涼鞋才襪子。於是我更用不著為此事操心了。
2、外公的計算機
如果說我孩提時代一些最幸福的記憶是玩我外公的一台老式電子計算器，對此大概誰也不會感到驚奇。
我外公列奧?瓦爾德馬?托爾奎斯特(Leo Waldemar Tornqvist)是赫爾辛基大學的一位統計學教授。我記得我曾開心地在他那台計算器上計算過大量隨機數字的正弦值。並不是因為我對答案感興趣(畢竟，對這樣的問題沒有多少人感興趣)，我開心是因為這發生在很早以前，那時的計算器可不像現在的那樣能夠很快的一下就給出答案，它們還得有個計算過程。一邊計算一邊閃爍個不停，好像在對你說：“瞧，我還活著，這次計算我只用10秒鐘就能完成，同時我還能對你眨眼睛，告訴你我已經完成了多少工作。”
這一點非常有意思。比現在的計算器令人興奮多了，因為現在的玩意兒在計算簡單問題時全然不費力氣。而當早期的計算器計算時，你知道它們正在辛苦地工作。並且，這一點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來。
我已經記不清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計算機(computer)是什麼時候了，但肯定是在十一歲左右。那大概是在1981年，當時我外公抱回來一台嶄新的Commodore VIC-20計算機。由於我曾在那台老計算器上玩過好長一段時間，所以見到新的計算機時肯定特別興奮，並且迫不及待地想試一試。然而我已經記不起當時真切的情形了。
說實在的，我甚至連我是怎麼開始玩起計算機的都記不清了。剛開始還比較有節制，後來簡直就被它迷住了。
VIC-20是最早的家用計算機之一。它不需要自己組裝。你只須把它和電視連接上，打開，它便開始工作了，電視屏幕的上方會顯示出大寫字母“已准備好”的字樣，然後是一個一閃一閃的光標，在等著你開始操作。
最大的問題是，當時在個人計算機上你沒什麼可做的事情。尤其是在早期，開發商業程序的條件在當時並不具備，你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在它上面用BASIC語言編程序。我外公當時就是這麼干的。
我外公把這個新家伙僅僅看作是個玩具而已，同時也是一台升級的計算器。它不僅在求正弦值等方面比老式的電子計算器快得多，而且你還可以讓它自動地反復執行同一條指令。這樣，我外公可以用它在家裡完成一些過去只能在大學的大型機上完成的事情。
他也希望讓我分離他的快樂，並試圖讓我對數學感興趣。
於是我就坐在他的膝蓋上，替他輸入他事先仔細地寫在一張紙上的程序，因為我外公很不習慣直接在鍵盤上敲打。我不知道有多少不到十歲的孩子會坐在他們祖父的房間裡，學習怎樣簡化數學公式，然後把他們正確地敲進計算機裡去，但是我記得我自己是這樣干的。我已忘記了這些算式是干什麼用的，而且我想我在計算時也沒有找到簡單的辦法，但是我還是在那裡給他幫忙。也許我是在幫倒忙，也許有我比沒我更費時間，但只有天知道是不是如此。最終我把鍵盤玩得很順，而這是我外公一直都做不到的。我一般是在放學後玩電腦，或是我媽媽送我到外公家過假日時。
而後我又開始閱讀電腦操作手冊，並嘗試將裡面的示范程序(example program)輸入進去，手冊裡有一些簡單游戲的示范程序，你可以嘗試著自己編進去。如果你沒有出錯，屏幕上就會出現一個人橫穿走過的圖像，畫面比較差。而且你還可以稍作修改，讓人形圖像穿過屏幕時，出現各種不同的背景顏色。只要你做，你就可以做到。
這種感覺棒極了。
然後，我開始自己寫程序。
但是，我編寫的第一個程序與其他人編寫的第一個程序沒什麼不同。
10 PRINT “HELLO”
20 GOTO 10
它將嚴格按照你所期待的那樣去做。屏幕上顯示出一行又一行的“HELLO”，並且無休無止，除非你因為厭煩而中止它。
然而這僅僅是在計算機上的第一步，也是許多人的最後一步。在這些人眼裡，這樣的程序非常愚蠢，因為你為什麼要把“HELLO”顯示上一百萬次呢？但這個程序也是許多早期家用計算機的用戶操作手冊裡面必然會有的第一個示范程序。
但讓人驚奇的是，你可以改變程序的內容。我妹妹薩拉讓我對這個程序作了修改，從而產生了這個程序的第二個版本，屏幕上顯示的不再是“HELLO”的字樣，而是無休無止的“SARA IS THE BEST”(薩拉是最棒的)這行字。其實在平時，我並非是一個擁有如此愛心的哥哥。很顯然這種顯示方式(滿屏滾動的一行行字)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此事我卻記不真切了。因為每當我寫完一個程序後就會把它忘記，然後再去編寫下一個。
3、芬蘭的嚴冬
讓我給你們描述一下芬蘭吧。在十月的某段時間，天空一直籠罩著令人難受的雨雪天氣前的那種灰黑色，你每天起床時面臨的都是這種預料中的黑暗天空。然後，寒冷的雨水將夏日的一切痕跡都沖洗得干干淨淨。降雪似乎可以創造奇跡，它給大地萬物罩上一層非常明亮的外衣，洗刷掉漫天陰霾，給人們帶來振奮和樂觀。然而問題是，這樂觀情緒短暫得只能維持幾天，因為接下來的是透骨的寒冷，即使是嚴寒過去之後，積雪在幾個月之內都不會融化。
到了一月份，要是你想出去的話，你將只能在一種影影綽綽的昏沉中徜徉。這是一個霧氣、穿著厚重的衣服和總在冰球場上滑倒的季節——他們把你往日抄近路去車站的小學操場潑上水變成了冰球場。在赫爾辛基的街道上，你必須時不時躲開走路蹒跚的老太太——她們在九月份的時候大概還是某人慈祥的祖母，但在一月份某個星期二上午的十一點鐘，她們便由於在早餐時喝多了伏特加酒而在人行道上歪歪扭扭地踉跄著。可誰又能責怪她們呢？再過幾個小時天色又將黑下來，人們便無事可做了。然而我卻有一個可以讓我度過寒冬的室內運動：編寫程序。
這樣的時候我外公多半在我身邊，他也不在乎他不在時我呆在他的房間裡。我向他討錢買來了第一本電腦書。但所的文字都是英文，我還必須翻譯書中的語言，而要理解用一個你不太熟悉的語言所表達的技術術語並非易事。我也用我的零花錢購買電腦雜志，其中有一本寫著關於莫爾斯電碼(Morse Code)的程序。而這個特殊程序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並非用BASIC語言寫成，而是由一組數字寫成，這些數字可以用手工方式將其轉變為計算機可以讀懂的許多0和1。
這樣，我便發現了電子計算機並非真的講BASIC語言，它所賴以操作的是一種更加簡單的語言。赫爾辛基的孩子們都和他們的父母在樹林子裡玩曲棍球和滑雪，而我卻在琢磨一台電腦在怎樣工作。當時有一些程序，能把人們可讀和數碼轉換成電腦看得懂的0和1，但我並不曉得有這樣的程序，於是我就開始用數字形式編寫程序，然後再用手工進行轉換。這就是用機器語言編程序，這樣做時，我便開始做起了我過去以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多已經能夠驅使電腦做事情，對一切細節我都能夠加以控制。我開始思索，如何能在更小的空間裡讓事情做得更快一些。由於在我和電腦之間沒有抽象的屏障，我很快地就能接受目標，這便是和一台機器變得親密的感受。
就這樣，十二歲、十三歲、十四歲過去了。其他孩子在外面踢足球的時候，我卻覺得外公的電腦更加有意思。他的機器本身就是一個由統治的世界。我們班裡大概有三個人擁有電腦，但只有一個人總以一成不變的原因使用它。我每個禮拜開一次會，這是在我的日歷上唯一的社交活動，偶爾和電腦一同熬夜時除外。
我並不在乎，因為特好玩。
後來我父母離婚了，爸爸搬到赫爾辛基的另一個地方。他覺得他的孩子應該擁有更多的興趣，於是他替我報名打他最喜歡的籃球。這實在是個災難，我是全隊中個子最矮的隊中。打了一個多賽季之後，我便用所有最難聽的語言告訴父親說自己不打了。我對父親說，籃球是他的體育項目，不是我的。我的同父異母兄弟列奧更有體育才華。後來他和芬蘭86%的人口一樣，最終成了一名信義會教友。我爸爸是個頑強的不可知論者，但他那時才開始懷疑他是一個失敗的父親。等到薩拉也加入了天主教教會時，他便徹底意識到了自己是個失敗者。
外公性格不太開朗。他有點謝頂，體重過人，性格內向，不太好接受，完全是個心不在焉的教授。你可以想象一個數學家，在想事時兩眼直勾勾地盯著前方，一句話也不說。你根本想象不出他在想什麼。是復雜理論分析？抑或家裡的某個人？我也一樣以發呆著稱。我一旦坐在電腦跟前，只要有人干擾我，我就會變得非常生氣和煩躁不安。這一點我後面還會詳加敘述。
我對外公最生動的記憶並不是他的電腦，而是他那座紅色的小村捨。在赫爾辛基，人們普遍都擁有一座小小的夏季別墅，可能是一間長寬各三十英尺的房子。這樣的小房子建在一小塊土地上，面積可能是150*150平方英尺，人們到那裡去拾掇他們的花園。這些人往往在城市擁有一棟公寓，在郊外則還有這樣一個小地方種些土豆、幾棵蘋果樹或一些玫瑰。到那裡去的往往都是年長的人，因為年輕人的工作都很忙。這些人種點什麼，相互之間還要比試，讓人覺得很滑稽。外公正是在這個地方給我種了一棵蘋果樹的幼苗。它現在或許還在那裡，除非它長得過於茂盛，以至於一個嫉妒人很強的鄰居在短暫的夏季黑夜偷偷溜進我外祖父的地盤，把它砍掉了。
我外祖父在把電腦介紹給我的四年後，得了腦血栓並且半身不遂。每個人對此都感到很吃驚。他在醫院裡躺了一年。雖然他是我最親的人，但在當時對我的影響並不太大，或許是我還太年輕而不那麼敏感的緣故。他的樣子和從前已經判若兩人，我並不想去看他。只是大約每隔兩個星期看他一次。倒是媽媽去得很頻繁。妹妹很早的時候就擔當起了家庭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所以去得更頻繁。
外公死後，他的電腦就成了我的生活伴侶。關於這一點沒有什麼更多可說的。
4、我的家族
我們再回頭看看歷史。
第一個將腳印踏在芬蘭雪地上的最重要的瑞典人是亨利主教，他被天主教會於1155年派往芬蘭。那些傳教士占據著芬蘭所有的城堡以抵抗俄國人，並最終戰勝了我們東國的帝國，贏得了這場爭奪芬蘭控制權的斗爭。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裡，為了促進芬蘭殖民地人口的增長，瑞典政府給予在芬蘭的瑞典人以土地和減稅等激勵。瑞典人的統治一直延續到1714年，接著是芬蘭被俄國人接管七年的短暫插曲。之後瑞典人再次將它奪了回來，直到1809年俄國和拿破侖對芬蘭發起進攻，芬蘭又落入俄國的統治中，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為止。早期瑞典移民的後裔如今在芬蘭達到35萬人，他們都講瑞典語，占總人口的7%。
這其中也包括我的怪癖的家庭。
我外祖父的父親住在瓦薩城附近的一個叫傑波的小鎮上，是個相當貧困的農場言，但他的六個兒子中有五個獲得了博士學位。這很難說明在芬蘭通過努力以改善自己境遇的可能性。不錯，冬天的黑暗以及走進屋裡後就把鞋子脫掉的做法的確讓你心煩。然而在那裡你可以免費受到大學教育。這一點和美國的情況大相徑庭，美國的許多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都有一種毫無前途的感覺。事實上，上面提到的六個兒子之一後來當上了芬蘭中央銀行的行長。還有一個就是我外祖父列奧，也就是帶我接觸到計算機的那一位。
再來說說我的祖父。是他創造出了Torvalds這個姓。這姓來自他原來的名字Ole Torvald Elis中間那個詞，在瑞典語裡的意思是“托爾的領地”(托爾是北歐神話中的雷神——譯注)。這是因為我祖父生下來就沒有父親，他的姓Elis是我曾祖母最終嫁的那個人的姓。我祖父非常不喜歡那個人，所以在1937年他21歲生日的時候給自己改了姓。他去掉了自己的姓，又在原來的中名Torvald後面加了一個“S”作為新的姓，據他說這樣發音會顯得更為豐滿。但他實在應該重新改個姓，因為他加上的那個“S”把原來的意思全破壞了，並讓講瑞典語和芬蘭語的人都感到百思不解，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把它念出來。而且，他們都認為這個字應該拼成“Thorwalds”，而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全世界現在總共有十八個姓Torvalds的人，他們之間都有血緣關系。我們都得忍受我祖父帶來的這種混亂。
這大概就是我在網上總使用“李納斯”的原因。Torvalds太容易引起混亂。
我這個祖父並不在大學教書，他是個記者和詩人。他第一份工作是在離赫爾辛基以西大約一百公裡的一座小鎮上當一家報紙的主編，因為在上班時常喝酒而被免職。他和我奶奶的婚姻也因此破裂了。後來他搬到了位於芬蘭西南部的城市土爾庫，又結了婚，成為當地一家報紙的主編，出版了幾本詩集，但酗酒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我們常常在聖誕節和復活節時去土爾庫看他，同時也經常去看望我奶奶。我祖父在五年前去世。
我可從來沒有讀過民的任何詩集。這只是件我爸爸遇見生人時的談資罷了。
我們家的記者一抓一大把。據說在1917年芬蘭擺脫了俄國統治而獨立之後所發生的內戰中，我曾祖父的一個兄弟就是一名站在白黨一邊而曾被紅軍抓獲的記者。我父親叫尼爾斯(大家都管他叫尼基，是電視和廣播記者。自從六十年代的大學時代起，他就在共產黨內非常活躍。他的政治傾向來自於他得知了許多發生在芬蘭的針對共產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的無恥暴行。1967年，他認識了我媽媽安娜，當時他們倆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大學生。據我爸爸說，他當時是一個講瑞典語的學生俱樂部主席。有一次該俱樂部出外郊游，我爸爸在追求我媽媽的過程中有個情敵，當他們准備坐汽車返回赫爾辛基時，我爸爸讓他的情敵負責往汽車上裝行李。於是他便利用這一機會占據了我媽媽旁邊的座位，勸說她單獨跟他約會。
我是在大學校園的游行示威中誕生的。我們家的愛巢修築在我祖父公寓的一個房間裡。我的第一個搖籃是一個洗衣用的筐子。幸好那個時期沒有給我留下什麼記憶。
大約在我三個月的時候，我爸爸報名去服兵役，因而沒有被當作堅定的反政府分子被投入監獄。在軍隊中他成為優秀的士兵，而且是個神槍手，因此常常受到獎勵，享受周末回家探親的特權。據我們家人說，我妹妹薩拉就是在他一次探家時受的孕。我媽媽除了照料她兩個金發的孩子之外，還在芬蘭新聞社當譯員。即使到了今天，她還是在各種新聞媒體中尋找消息，然後把它們翻譯成瑞典語。她也從事制圖的工作。
然而我卻奇跡般地逃出了這個以記者為主的小小王國。相反，我妹妹薩拉除了有自己的新聞翻譯社，也在新聞社供職。而我同你異母兄弟列奧?托沃茲則是個攝影師，而且想當導演。因為我的家人大抵都是記者出身，所以我有資格和記者們開玩笑，說我知道他們是一幫無賴。我知道我這樣說自己也顯得很差勁，但多年來，我們家曾經來過不少做客的記者，都是些為了能挖掘出消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或是靠憑空想象編新聞的家伙，而且不少記者似乎還總是離不開杯中物，並且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每當這個時候，我就躲進自己的臥室裡。說不定我媽媽的神經比較堅強，能對付他們。我們家坐落在赫爾辛基市中心的一個叫羅德伯根的小區，公寓在位於羅伯茲蓋坦街上黃色的不起眼的大樓中。我們家在五層，有兩間臥室。薩拉和那個討厭的、大她十六個月的哥哥(也就是我)同住一間臥室。附近有一個小公園，其名字是根據當地一個釀酒廠老板的名字起的。我總覺得這樣很奇怪，但一想到有的籃球場館也是根據一個生產辦公設備的人的名字而命名的，也就不足為怪了。(有一次我們在公園裡看到一只貓，於是我們家人從此便稱那座公園為“貓園”)。公園裡有一個不大的空房，許多鴿子常常飛到那裡。公園建在一座小丘上，所以到了冬天是個滑雪的去處。另一個可以玩耍的地方是我們樓後面的水泥院子，此外樓頂上也可以玩。每當我們玩捉迷藏時，順著梯子爬五層登到樓頂上特別有意思。
但再有意思也不如玩計算機過瘾。只要屋裡擺著電腦，晚上不睡覺都沒關系。每個男孩子晚上都睡得很晚，以便躲在被窩裡“閱讀”《花花公子》。但我卻不是這樣，而是佯裝睡著，等我媽媽走了以後便跳將起來，一屁股坐在電腦跟前。那個時候可還沒有網上聊天這回事呢。
“李納斯，該吃飯了!”有時媽媽這麼叫我時我不願意出去，於是媽媽就對她的一些記者朋友們說，我是個非常好養的孩子，以至她只要把我放在一個黑咕隆咚的儲藏櫃裡，再配上一台電腦，偶爾朝裡扔一些意大利面條，我就會感到格外高興了。她的話不無道理。誰也不會擔心這個孩子出外時遭到綁架(你聽說過這樣的事嗎？)。個人計算機在變得像今天這樣復雜之前，尤其是在像我這樣呆頭呆腦的青少年還可以打開電腦的蓋子自己動手修理的時候，其實對孩子們很有好處。今天的電腦所面臨的問題和汽車一樣：它們變得越來越復雜，於是人們很難將他們拆開再自己組裝在一起，所以也就很難弄清那裡面究竟是回事。過去人們可以簡單地換掉汽車上的桐油過濾器，但你最後一次修車肯定要比那個活兒復雜得多吧？
今天的孩子們不再自己拆卸組裝電腦，而是將所有的時間都用於玩游戲上，於是智力得不到發展。我並不是說游戲有什麼不好，我最早編寫的一些程序就是游戲。
我編的程序中有一個是你必須在一個海底洞穴裡控制一艘小小的潛水艇。這是一個十分標准的游戲概念。整個世界都傾斜著移動，作為玩游戲的人，你就是潛水艇本身，所以你必須不能讓自己碰到牆壁和可怕的大魚身上。其實真正移動的僅僅是這個游戲空間，魚是這個游戲空間的一部分，是和它一起移動的。你玩的時間越長，它們移動得就越快，同時洞穴還變得越來越小。你不可能在這個游戲中獲勝。游戲的宗旨也並非是為了獲勝，這種游戲玩上一個來星期，然後再轉移到另一個游戲，非常有意思。這主要是為了編程，才創造出新的游戲。
我還有其他的玩具，如模型飛機、輪船、汽車和鐵路。有一段時期，我爸爸常買回一些非常昂貴的德國模型火車。他解釋說，他小時候從來沒有玩過模型火車，所以模型火車可以成為父子的共同愛好。雖然很好玩，但是和電腦的挑戰相比卻相差甚遠。有時我被剝奪玩電腦的權利並非是因為我在電腦上花費了太多的時間，而是因為別的事而受到懲罰，比如與薩拉打架。在整個小學和高中時期，我們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特別是在學習上。
所有這些競爭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要不是我經常取笑她，她就不會為了勝過我而在期末寫了六篇文章，可當時在芬蘭，要想從中學畢業寫五篇作文就算達到標准了。另一方面，我的英文還十分蹩腳，這一點應該感謝薩拉。她總是拿我的英文取笑，有很長時間我一直講一口典型的芬蘭式英語。所以後來我的英語才有所改進。我媽媽也經常揶揄我，但主要是因為我對女學生不感興趣，而這些女生都希望得到“數學天才”的輔導。
有時我們和爸爸還有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有時薩拉和爸爸住在一起，而我和媽媽住在一起。還有的時候我們都和媽媽住在一起。順便說一句，瑞典語中找不到一個與“機能障礙家庭”相對應的詞匯。由於我父母的離婚，我們手頭很拮據。當時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媽媽不得不經常典押她唯一的投資——無度電話公司的股票。在芬蘭，只要你擁有一部電話就能擁有一張該公司的股票。我媽媽的股票大約值五百美元，每當我們手頭特別缺錢花時，她就只好拿著股票到當鋪去。我記得曾和媽媽去典押過一次，心裡感到非常窘迫(如今我是這家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事實上，赫爾辛基電話公司是我任董事會成員的唯一一家公司)。類似的心理感受也發生在我要為購買第一塊手表而向外公討錢的時候，當時我自己已攢下了大部分的錢，但剩下的錢媽媽卻拿不出來，於是讓我向外公討要，這讓我感到非常難堪。
有一段時間，我媽媽上夜班，薩拉和我便只好自己想辦法吃晚飯。我們應該到街角的一家小鋪子裡用賒賬的辦法買儀器，但我們買的卻是糖果，而且晚上可以玩電腦玩到很晚，這讓我感到痛快極了。要是別的男孩家裡沒有家長看著，早就堂而皇之地“閱讀”《花花公子》了。
外祖父死後，我外婆的身體似乎也每況愈下，她患了一種她自己稱之為“暈眩症”的病，在醫院裡一住就是十年。在她進了醫院後兩年，我們便搬到了她的公寓。那是一幢坐落在彼德蓋坦街上結實的俄國時期的老建築物，與赫爾辛基濱水區的一個漂亮公園相距不遠。我們住在一層，公寓裡有三間臥室，一間小廚房。薩拉住最大的一間臥室。而我這個消瘦的少年住的是最小的主臥室，反正我只要有一個黑咕隆咚的地方就行了，時不時能得到意大利面條就會感到心滿意足。我在窗戶上掛上了厚厚的黑色窗簾，不讓陽光射進來。電腦就擺在靠窗戶的一張小桌子上，離我的床大約只有兩英尺遠。
1999年春天，當《聖何塞信使新聞報》的星期日增刊讓我采訪李納斯?托沃茲時，我對他只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在這年春天的早些時候，隨著一系列的公司和網景公司一樣采用了公開源代碼的概念或者干脆采用了linux操作系統本身，李納斯(Linus)一時間成了一個眾人皆知的名字。盡管我對於這方面的發展並不十分了解，但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在一本涉及到UNIX操作系統和公開源代碼問題的雜志擔任編輯，所以我腦子裡還殘留著一些相當的記憶：包括李納斯是個芬蘭的大學生，他在自己的宿捨裡編寫了一個影響極大的UNIX系統，並且免費在互聯網上散發，等等。這些信息並非十分准確。給我打電話的編輯說，在最近於聖何塞舉辦的Linux展覽上，李納斯已經成為眾星捧月的核心人物，所以他敦促我一定要完成這項任務：“我現在手頭有一個聞名全球的超級明星，就在這裡，噢，不，在聖克拉拉。”接著他便把一些報紙簡報傳真給了我。
李納斯已經在兩年前來到了硅谷，正在為當時還顯得特別神秘的Transmeta公司工作，那家公司多年來一直致力於開發一種據說成功後將轟動整個電腦工業的微處理器。但是，不知何故，Transmeta公司卻允許李納斯繼續他那項耗時甚多的工作，他仍舊是linux的最高領袖，對這個操作系統的任何修改擁有最終的決定權(事實上，他的追隨者已經在著手進行法律方面的工作，以期在法律上讓他成為Linux商標的所有者)。此外，他還有時間在全球四處旅游，為方興未艾的公開源代碼運動大做宣傳。
然而，李納斯卻變成了一個神秘的傳奇式英雄。當人人都崇拜的對手比爾?蓋茨住在他豪華的華盛頓州西雅圖郊區的湖濱行宮裡時，李納斯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們蹒跚學步的女兒們卻擠在聖克拉拉一棟兩層樓的公寓套房裡。他似乎對一大群才氣不很高的編程人員如今能享受到大筆大筆的巨大財富並不怎麼在意。他的出現使那些身在硅谷並匍匐在優先認股權之下的小人物們心裡犯嘀咕：這樣一個不同凡響的人怎麼可能對致富毫無興趣呢？
李納斯沒有經紀人，也沒有錄音電話，而且很少回復電子郵件。我花了好幾個禮拜的時間才通過電話和他取得了聯系，但一旦聯系上，李納斯便同意在他盡早方便的情況下接受一次采訪。時間大約在一個月後，也就是1999年5月。我出於職業上的習慣，總希望我的被采訪者能處於一種放松的狀態，我認為用芬蘭桑拿浴為背景是采寫這篇人物傳記的最好方式。於是我們租了輛福特公司的野馬牌敞篷轎車，由攝影師開著，一路到聖克魯斯市去，那裡有人為我們推薦了舊金山灣區最好的一家桑拿浴館，坐落在一個新人類和裸身主義者風格的度假村裡。
Transmeta公司位於聖克拉拉一個匿名的寫字樓群內，當李納斯從公司出來時，手裡拿著一罐拉開蓋的可樂，穿著軟件程序員的典型服裝：牛仔褲，T恤，一成不變的涼鞋和襪子。當我問他穿涼鞋著襪子是不是標准的程序員工裝時，他理由充分地解釋說，甚至在他從未見到任何別的程序員之前他就喜歡把襪子和涼鞋配在一起了。他說：“這肯定是關於程序員的自然法則。”
我們坐進汽車的後座，我一邊鼓搗著我的錄音機，一邊脫口問出了第一個問題：“你家裡人都是搞技術的嗎？”
“不是，他們基本上是新聞記者，”他答道，接著又說：“所以我知道你們都是一些壞蛋。”
他知道因為這句話我肯定不會放過他。
“噢，難道你是從一堆壞蛋是鑽出來的嗎？”我問。
這個世界級的程序編制員抑頭大笑，不料將嘴裡的一口可樂全噴在了攝影兼司機的後脖子上，李納斯的臉不好意思地紅起來。這便是那個令人難以忘記的下午的開始。
後來的事兒更加離奇。芬蘭人對洗桑拿浴可以說到了癡迷的程序，但那次卻是李納斯將近三年之內第一次光顧桑拿。這位皮膚蒼白、全身赤裸的新星戴著一副霧蒙蒙的眼鏡，坐在最高一層的木板上，他的金發亂蓬蓬地覆蓋在他的臉上，渾身的汗水像小河似的滴淌下來，一直流到他開始發福的肚子上。我這樣說完全是出於好意。他的周圍是一圈皮膚曬得黝黑、自我著迷的聖克魯斯人，用他們單調乏味的新人類式的口吻誇誇其談著；李納斯似乎特別熱衷談論桑拿浴的種種特點。他臉上洋溢著一抹寧靜滿足的笑容。
我認為，總體來講，住在硅谷的人比其他人都更加幸福。首先，經濟革命完全在他們的控制之中。更重要的是，無論是硅谷裡的新貴們還是老家伙們，都富裕得滿腹流油。但誰也看不到他們臉上充滿笑容，至少在他們的經紀人辦公室之外他們總是繃著臉。
絕大多數受歡迎的技術人員——甚至許多不那麼受歡迎的技術人員——都有一種強烈的願望，想讓你知道他們是多麼的優秀。而且，他們都擔負著一個了不得的使命，該使命比為世界和平而奮斗還要重要。李納斯卻不然。他沒有自我膨脹的感覺，與他一接觸就會覺得你和他之間沒有什麼隔閡，這使他在硅谷那幫誇誇其談的精英中顯得格外的可愛。李納斯看起來似乎超越了一切，他超越了新人類，超越了高科技億萬富翁。他不像是一只被全球的鎂光燈抓住了的馴鹿，而更像一個快樂的外星人，到這個世界來告訴我們人類自私的生活方式有多麼瘋狂。
我還有種感覺，他是個深居簡出的人。
李納斯曾提到過，洗桑拿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在蒸完後幾個人坐在一起，邊喝啤酒，邊神侃天下大事。為此，我們事先准備了一些富士達啤酒(Foster Beer)。我們拿出啤酒，鑽進了“安靜”熱水池子裡。我們打開富士達啤酒罐，一邊喝著一邊讓攝影師為他拍照。出乎意料的是，我發現李納斯對美國商業史和世界政治都非常熟悉。按照他的觀點，假如美國人能像歐洲政治家那樣在社會領域(企業和非政府組織——譯注)和公共領域之間采取調和政策，對美國的發展會更有好處。他一邊摘下眼鏡，將其浸在熱水裡清洗，一邊解釋說人其實根本不需要戴眼鏡，在少年時戴起來的原因是以為這樣可以讓他的鼻子看上去小一些。這時，一個穿著衣服的女經理走到熱水池旁，毫不客氣地勒令我們把啤酒交給她。雖然周圍環境非常開化自由，然而啤酒卻被認為是違禁品。
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沖淋浴，穿上衣服，然後找一個咖啡廳繼續我們的談話。
你在硅谷遇到的大部分人周身上下都有一種信徒身的狂熱。他們對自己的生意、“殺手應用”(killer application)和各自的待業過於迷戀，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放在眼裡。在他們的談話中，除了自我吹噓的話題之外便沒有別的了。然而當我們和李納斯沐浴著陽光坐在一家自釀啤酒店裡品嘗著酒精度極高的濃啤酒時，我們卻無話不說。喋喋不休的李納斯就像是只被放出籠子的金絲雀，承認他對古典搖滾和恐怖小說作家迪恩?庫恩茲(Dean Koontz)非常迷戀，他還承認自己有個弱點，特別喜歡荒唐的情景喜劇。然後便道出了許多他的家庭瑣事。
他不希望自己跻身於富人和有權勢的人中間。我問他，如果見到比爾?蓋茨想說些什麼，他卻說連與後者見一百的欲望都沒有。“在我們倆之間沒有什麼關系可言，”他說，“他所做的事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但我卻絲毫不感興趣。我所做的事在世界上也可能是最優秀的，他也不感興趣。我對他經商提不出任何建議，他對我的技術也提不出任何看法。”
我們翻越山嶺返回聖克拉拉時，有一輛黑色的切諾基吉普從後面?上來，車子突然在我們旁邊慢了下來，車上的人喊了一聲“嘿，李納斯!”接著就掏出一台傻瓜相機，為他心目中的英雄拍照。李納斯則坐在野馬版敞篷車的後座上，迎著風露出微笑。
一個星期後我又去了他家，當時他正在給孩子洗澡。他把他一歲的金發女兒從水池子裡撈出來，想找個地方放下，與此同時，他又把他兩歲的金發女兒從水池中撈出來。他把他的小女兒遞給我，後者立即大叫起來。他妻子一直呆在另一個房間裡，這時也跑出來幫忙。她個子不高，但很隨和，腳腕刺了一顆植物的紋身。不久，我們便給孩子們讀起了瑞典語和英語的催眠書。後來我們便站在車庫旁邊，周圍放著一些未打包的行李，這對夫婦說起了在硅谷若想買一棟“擁有一個後院的真正的房子”的想法是如何不切實際。他們這樣說時並未流露出辛酸的口吻。
令人驚訝的是，他們似乎並未悟出他們生活中的諷刺意味。
接下來，我們一邊喝著吉尼斯黑啤酒一邊在電視裡觀看捷伊?雷諾(Jay Leno)的談話節目。在這種氣氛下，開始寫書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5、中學時代
這四年，我基本上是坐在電腦面前度過的。
當然還有上學：諾斯高中——它是赫爾辛基五所講瑞典語的中學之一，坐落在市中心，離我家很近。數學和物理很有意思，所以也很好學。凡是需要死記硬背的課，我的熱情都不高。所以上歷史課時，一旦你得記住黑斯廷斯戰役的日期時，它就顯得格外的枯燥；然而每當討論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因素時，它就變得有意思起來。地理課也是如此。我是說，孟加拉有多少人口有誰在意？但仔細想來，也許許多人認為那一點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只要我學的東西很有意思，可以暫時讓我忘記電腦，就會變得很輕松，比如季風，或者引起季風的原因等。
體育課則完全是另一碼事了。我要是說，在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我不是最有體育天分的人，大概是理所當然的事。信不信由你，當時我還瘦得出奇，參加體操課還說得過去，但一旦上足球或冰球課，那便意味著逃課的時間到了。
這些課把我的分數拉了下來。芬蘭的分數等級是從四分到十分。所以我的數學、物理、生物等課大都是十分或九分，而體育課卻是七分，有一次還得了個六分。我的手工課也得過一個六分，那門課我也比較弱。其他學生都做出了精美的放餐巾的架子或凳子，作為手工課的紀念品。而我這麼多年下來，唯一的收獲就是在我的大拇指裡留下了幾根木刺兒。說到此我必須提一下，我岳父制作了一個精美的秋千，裝在我們家的後院裡，我的兩個女兒在秋千上度過了許多歡樂美好的時光。
我們的高中和大多數美國城市中的學校差不多，並不是為那些特別聰明和雄心勃勃的孩子們設立的。芬蘭並不希望把孩子們分成等級，或把優秀生和差等生隔離開來。然而每個學校都有一個特有的專業，雖然它不是必修課，但你在其他學校卻學不到。就我所有的中學來說，其特殊的專業是拉丁文。在我看來，拉丁文很有意思，比芬蘭語和英語有趣得多。只可惜這個語言已經死亡。我特別想和幾個好朋友聚在一起，用拉丁文開玩笑，或者用它討論操作系統的設計戰略。
在學校附近的咖啡館裡消磨時光也特別過瘾。那裡是一些學生喜歡去的地方，尤其是那些不願意躲在學校的樓後面抽煙的人。體育課逃課可以到那裡去，或者在兩節課之間有一個小時的休息時也可以泡在裡面。
自從發明了計算機之後，咖啡館便是“呆子”們常去的場所。咖啡館是學生們可以用賒賬的辦法買東西的唯一地方。也就是說，你可以在那裡買東西，他們把你買的吃的和飲料列出一個單子，等你手頭有了錢再把賬還上。由於芬蘭人對技術特別熱衷，如今那裡的賒賬大概早已用數據庫來記錄了。
我要的東西永遠是一樣的：一杯可樂和一個炸面包圈。
當時我那麼年輕就已經是一個健康食品迷了。
總的來講，我在學校裡比薩拉的功課要好。薩拉更愛社交，看上去很隨和，對別人特別友好。我還得說一句，這本書就是別人雇她翻譯成瑞典語的。但最後她在學習上超過了我，因為她考的科目比我多。我的興趣比她窄。別人都知道我只是個偏愛數學的家伙。
其實，我能把女生帶回家的唯一原因就是她們希望得到我的輔導。即使這樣她來的也不多，而且每次都不是我的主意。我爸爸總覺得那些女生感興趣的並非僅僅是補習數學(在他看來，她們都認同他偉人般的鼻子，好像這等於認同他是個偉人)。假如她們在尋找一個數學尖子，她們肯定沒有一個固定的男友。我的意思是，我從未弄明白他們說的“深度愛撫”(heavy petting，指的是性接觸的一種方式，李納斯在這裡把“pet”理解成“寵物”的意思，並把“heavy”理解為“沉重”了——譯注)是什麼意思。我曾經花了不少時間照顧鄰居家一只十五磅重的貓，就是不明白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不錯，我絕對是一個呆傻之徒，這一點毫無疑問。那個時候呆傻尚有性感的含義；不過我猜並不是真正的性感。你們所看到的是一個既呆傻又腼腆的學生，他是不是有點多余？
於是我便坐在電腦旁，感到無限的快樂。
中學畢業時，我頭上戴著一頂白色毛茸茸的掛著黑穗的帽子。畢業典禮上，他們把文憑發給我，然後我就回家。所有的親戚都在那裡等著你，到處都是香槟、花卉和蛋糕。此外，全年級還要在當地的一家餐廳裡舉行慶賀聚會。這些我們都做了，而且我猜我很開心，不過具體的細節全忘了。然而你要是問我那台68008芯片的電腦的規格，我卻記得非常清楚。
6、長大成人
我上大學第一年的成績斐然，需要拿到的學分我都拿到了。然而我僅僅在第一年收獲頗豐，也許是新的環境讓我感到特別興奮，或是因為突然擁有了深入學習某些學科的機會，再不然就是讀書使我感到很舒服，這總比隔三差五地進行社交活動、把酒吐在朋友們身上好得多。第一年我表現得非常好，實在無可挑剔。然而你放心，這種表現從此再沒有發生過。我的學術生涯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那時還沒有選擇專業，最後計算機成了我的主修課，物理和數學是副修。我的問題之一是，在整個赫爾辛基大學，除我之外，希望主修電腦的講瑞典語的學生只有一個，他名叫拉爾斯?韋爾澤尼斯。我們倆參加了一個為講瑞典語的理科學生舉辦的組織，在那裡覺得非常開心。這個俱樂部的盛況都是由學“硬科學”的學生們組成的，比如物理和化學。順便提一句，成員都是男生。
我們俱樂部的房間和另一個組織共同使用，那個組織是為講瑞典語的主修“軟科學”的學生建立的，比如生物和心理學。因此，我們有機會和女生們交往，盡管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在這方面顯得笨手笨腳。不，我們所有的人都如此。我們的俱樂部和美國的大學生聯誼會大體相仿，但你不必和其他學生住在一起，也不必和對科學不感興趣的人打交道。我們每星期三晚上都有固定的聚會，在那裡我了解到了啤酒中比爾森香型(Pilsner)和麥芽香(Ale)之間的區別。偶爾，我們還舉行喝伏特加酒比賽。然而這些都是在我大學時代的後期發生的事情。我在大學裡有得是時間，我總共在大學裡泡了八年，畢業時僅僅得了一個碩士學位(不包括去年六月赫爾辛基大學授予我的榮譽博士學位)。
大學的第一年，我只模糊地記得乘坐有軌電車穿梭於教室和宿捨之間，我宿捨裡的書和電腦設備越堆越多。我常常躺在床上讀道格拉斯?亞當斯寫的科幻小說，然後就把書丟在地板上，再抄起一本物理課本，接著又從床上滾下來，坐在電腦前為一個新游戲編寫程序。廚房就在臥室的外面，我常去那裡弄點咖啡和松脆玉米餅。
也許妹妹就在附近某個地方，或者和朋友出去了，也說不定這些也就和父親住在一起。媽媽或許也在那裡，要麼她就在工作，或者說不定她和她的記者朋友們也出去了。有時一個朋友過來找我，我們就擠在小廚房裡，一杯一杯地喝茶，在電視裡看比維斯和布特海德(Bevis and Butthead)用英文唱MTV，然後我們就琢磨著到哪兒去打台球，可又覺得外面太冷了。
真是萬幸，自那以後，體育課在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體育課”在第二年又回來了，而且是整整一年。芬蘭軍隊要求所有的男生一律入伍。不少男生在中學畢業後就去服兵役，這樣做比在大學上完一年後再去服兵役顯得合理得多。
在芬蘭你有兩種選擇：要麼在部隊服八個月的兵役，要麼從事一年的社會服務工作。你要是有很強烈的宗教原因或其他說得過去的理由，這兩樣你還都可以避開。對我來說卻沒有任何脫身之計。對於社會，我覺得那並非是一個合適的選擇。
這並不意味著我反對幫助別人。個中原因可能是我害怕社會工作會比在軍隊服役更加枯燥無味。我真不敢相信我說話如此坦率。你若和已經從事過社會服務的人聊聊，就會發現如果你事先沒有排隊選擇好一個進行服務的較好地點，他們就會給你隨便找一個枯燥乏味的地方。如果那樣，我從良心上也不可能反對。雖然逃避愛國職責我不會太有所謂，但是事實上我還是有良心的。在萬不得已時，使用槍支殺人恐怕也不會遭到我太強烈的反對。
要是你選擇服兵役，也會有兩種選擇：你可以當一個普通大兵，服滿要求的八個月；或者去一所軍官培訓學校，當十一個月的軍官。我覺得當一名軍官可能會稍微有點意思，雖然你的服兵役時間要多出十二萬九千六百分鐘。當軍官或許也能多學到一點東西。
於是乎你們那位當時體重是一百二十磅的英雄就成了芬蘭陸軍預備役中的一名少尉。干的事是火力控制。那還不是火箭科學，發給你的也不是大炮，而是坐標。你在地圖上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後用三角學求出你想要射擊的方位。你做出坐標計算，然後把結果用無線電或你們自己鋪設的電話線傳遞出去，告訴要朝哪裡射擊。
我記得在參加陸軍我非常緊張，因為我不知道裡面的。有的人有哥哥或其他人跟他們講過陸軍的情況，所以他們心裡多少有點底。但卻沒有人告訴我將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誠然，人人都知道軍隊裡面可不是好玩的地方，凡是服過兵役的人都這麼說。然而部隊裡到底怎麼回事我一點概念也沒有，所以感到特別緊張。
在軍隊裡最艱難的是在拉普蘭森林中行軍，身上必須背著似乎有幾噸重的纜繩。我真覺得那些纜繩有幾噸重。進入軍官學校之前，他們命令你跑步，腰上纏著一大圈纜繩，背上還得背著兩捆，一跑就是十英裡。有時你就光站在那裡，等待著事情發生。
或者是滑很長時間的雪，到達一個地方後再支起帳篷。那時我意識到，倘若上帝希望我們生來就是滑雪的，他應該讓我們長出長長的玻璃纖維腳蹼，而不是兩只腳。對了，之並不意味著我相信上帝。
你必須得把帳篷支起來，點起篝火，才能吃飯。你又冷又飾物，疲憊不堪，因為你已經有兩天沒有睡覺了。我知道有些人花很多錢參加這種超出極限的室外冒險，把這種做法稱之為“鍛煉性格的經歷”。真要這樣，他們參加芬蘭軍隊就行了。
實際上，我們並不經常去室外跑馬拉松，但有時的確那樣做。我計算了一下，在十一個月當中，有一百天是在樹林中度過的。芬蘭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這個國家的百分之七十是被森林覆蓋的。我覺得這些森林我都跑遍了。
我當軍官的差事是在一個五人小組中當火炮控制隊長。這意味著你得懂業務，而且要讓你的業務顯得比實際上更復雜。但我不是一個好領導，我覺得這種差事毫無意思，對於發布命令我也不擅長。接受命令倒是蠻容易的，竅門是你根本不必往心裡去。然而我覺得做好這件事情並非是我生命中的使命。
至少那時不是。
我說沒說過拉普蘭能冷到什麼程度？
現在想起來，當時在那裡時，我真的討厭那個地方。然而事情就是這樣，當一切都結束後，它很快就變成一段非常美好的回憶了。
在我未來的生活中，那段經歷還成了我和幾乎所有芬蘭男人聊天的談資。實際上，有些人說，強制性服兵役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讓芬蘭男人們在喝啤酒時有話可聊，而且他們能活多久就能聊多久。生個人都忍受了許多痛苦，那是共同的。他們都恨軍隊，但事後聊起來時卻又都格外開心。
7、愛洗桑拿的國家
既然聊到我們的國家，就讓我再告訴你一些芬蘭的情況。
我們擁有的馴鹿是最多的，恐怕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多不過我們。喝酒的人和跳探戈舞的人也不在少數。只要你在芬蘭呆上一個冬天，就會明白喝酒的原因。對探戈舞的著迷我卻找不出原因，但幸好舞迷們大都集中在小鎮裡，你永遠也見不到他們。
最近的一項調查表明，芬蘭的男人是全歐洲最有陽剛之氣的。這肯定與他們吃馴鹿肉和將大把的時間花在洗桑拿上有關。這個國家的桑拿浴室經汽車還要多。誰也不知道這種類似宗教的習俗起於何時，但至少某些地方的傳統是，在建房子之前先要造好桑拿浴室。許多公寓的一層和頂層都有一個桑拿浴室，每一個家庭都有洗桑拿浴的時間——比如星期四晚上七點到八點(星期四和星期五一般是洗桑拿的日子)。這樣一來，你就不必在這個時間去串門了。有一次，我看到一本用英文寫的赴芬蘭旅游指南，書上不厭其煩地警告讀者，說芬蘭人從來不在洗桑拿的時候做愛，而且要是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芬蘭人自己都會非常驚訝的。我讀到這段時忍俊不禁，因為桑拿浴在芬蘭人的家裡是一個很普通的地方，書裡那樣說不啻警告讀者不可在廚房的地板上做愛。我不認為桑拿有什麼特殊之處。在有些偏遠的地方，新生兒就是在桑拿浴室裡出生的——因為只有桑拿浴室裡才有熱水——按照某些地方的傳統，有些人也死在桑拿浴室裡。順便說一句，這種事情我們家可沒有。
芬蘭人還有許多其他的特性，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不同。
比如他們有沉默的傳統。人人都沉默寡言。他們常常站在一起，但一句話也不說。這種做法在我們家也不流行，所以我善意地把我的家人稱做“非常規類型”。
芬蘭人凡事還毫無怨怼。我們之所以能夠熬過俄國的統治、熬過一系列的血腥的戰爭和壓抑的天氣，完全是因為可以在沉默中忍受痛苦並有著堅定的決心。
然而在今天，這種沉默似乎有些怪異。德國作家布萊希特二戰時曾在赫爾辛基住過一段時間，他在描繪火車站一家咖啡館裡的顧客時曾說，那些人“會講兩種語言卻沉默不語。”他的話後來廣為流傳，所以後來他一得到機會就逃出了芬蘭。
直到今天，假如你走進任何一座講芬蘭語的城市，尤其是那些小城市的酒吧，肯定會看到若干面無表情的人坐在那裡，兩眼茫然地望著前方。芬蘭人尊敬對方的隱私，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沒有人會走到其他人面前與之搭讪。芬蘭人還有一個令人不解之處，他們實際上非常友好，可很少有人能發現他們這個特點。
我還知道，在芬蘭女同性戀的酒吧裡，氣氛卻異常歡快。
既然芬蘭人不喜歡面對面地交談，整個國家就成了移動電話最理想的市場。我們對這種新玩意如醉如癡，任何國家都望塵莫及。按照平均人口計算，哪一個國家擁有最多的馴鹿我不清楚，細想起來可能是挪威，但是世界上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擁有最多手機的國家是哪一個卻是不言自明的。人們甚至還說芬蘭人一生下來就應該把手機移植到他們的身體上。
使用手機有多種用途。芬蘭人往往相互之間發送很長的信息，或者用手機做為傳輸手段在中學考試中作弊(把一個問題發給朋友，然後等待著對方長篇大論的答案)。我們還使用手機上的計算功能，而大多數美國人根本不知道手機上還有這種功能。不言而喻，下一步就是給坐在同一個咖啡廳裡的另一張桌子旁的孤獨的人打個電話，然後用手機進行交談。盡管諾基亞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他們生產的手機也使芬蘭產生了自發明桑拿浴以來最劇烈的變化。
手機在芬蘭受到如此熱情的接納其實也無須驚訝。這個國家在采納新技術方面一貫迅速和信心十足。芬蘭和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樣，這裡的人喜歡通過電子銀行支持各種費用和開展業務，而這種所謂的發出微弱之聲的“手機銀行”在美國卻鮮為人知。與其他國家相比，芬蘭平均上網的人數最多。有人把這種對技術的精通歸咎於強大的增長率體系——芬蘭人的文化水准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大學也不收學費，所以學生們經常在大學裡逗留六到七年。比如我就呆了八年。一個人將生活中如此多的時間泡在大學裡，不可能什麼都學不到。也有人說芬蘭人對技術的喜歡源於對俄國的戰爭賠款，為了賠款而發展了航運業，因此改善了基礎設施。還有人將此照片於芬蘭是個同性戀的國家的事實(曾經一度確是如此，令人不能容忍)。
不管出於什麼理由，芬蘭是一系列技術革新的發源地。比如有聲電影的發明就在芬蘭。哦，對了，還有linux操作系統。
我和李納斯坐在餐桌旁。我們剛從旅途中返回。塔芙正把買的東西放進冰箱裡，我給帕特裡夏和丹妮亞拉買了一本書，她們倆正在為那本書爭執不休。我將一個制成標本的企鵝和一大瓶花生醬推到一邊，打開錄音機，讓李納斯講講他的童年。
“其實，我對我的童年差不多都忘了。”他用單調的口吻說。
“那怎麼可能？不就才幾年前的事？”
“問塔芙吧。我對名字、別人的面孔和我做過的事情都記不住。我們家的電話號碼我都得問塔芙。我能記住事物的規則 以及它們組織起來的方式，但對事情的細節卻永遠記不住，所以對我童年的細節忘得精光。我小的時候都發生了什麼事，我是怎樣想的，都記不住了。”
“比如說，你有朋友嗎？”
“不多。我不善社交。與過去相比，我現在在與人交往方面進步多了。”
“你的童年是什麼樣的？我是說，你是否記得某個星期日早晨醒來後，中妹妹和父母去了什麼地方？”
“那個時候我父母已經離婚了。”
“他們離婚時你多大？”
“不知道。也許是六歲，也許是四歲。記不住了。”
“聖誕節呢？你記得聖誕節嗎？”
“哦，我依稀記得起來衣服，然後前往我爺爺在土爾庫的家。復活節也是那樣。除此之外我什麼都忘了。”
“還記得你的第一台電腦嗎？”
“那是我外公給我買的一台有名的VIC-20。是裝在一個大盒子裡送來的。”
“盒子有多大？是像裝著一雙靴子的盒子一樣大嗎？”
“差不多。”
“你外公呢？對他還有記憶嗎？”
“他大概是我最親的親人，我不知道……好吧，他很重，但不胖。頭發都禿了。他比較內向，像個心不在焉的教授，不過他就是教授。我常常坐在他的腿上，用鍵盤為他輸入程序。”
“還記得他身上的味道嗎？”
“不記得了。這是什麼問題？”
“每個人的祖父身上都有一種味道。比如廉價科隆、波旁威士忌酒或雪茄味。他身上什麼味道？”
“我不知道。我當時對電腦太癡迷，沒留意。”
芬蘭人還有許多其他的特性，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不同。
比如他們有沉默的傳統。人人都沉默寡言。他們常常站在一起，但一句話也不說。這種做法在我們家也不流行，所以我善意地把我的家人稱做“非常規類型”。
芬蘭人凡事還毫無怨怼。我們之所以能夠熬過俄國的統治、熬過一系列的血腥的戰爭和壓抑的天氣，完全是因為可以在沉默中忍受痛苦並有著堅定的決心。
然而在今天，這種沉默似乎有些怪異。德國作家布萊希特二戰時曾在赫爾辛基住過一段時間，他在描繪火車站一家咖啡館裡的顧客時曾說，那些人“會講兩種語言卻沉默不語。”他的話後來廣為流傳，所以後來他一得到機會就逃出了芬蘭。
直到今天，假如你走進任何一座講芬蘭語的城市，尤其是那些小城市的酒吧，肯定會看到若干面無表情的人坐在那裡，兩眼茫然地望著前方。芬蘭人尊敬對方的隱私，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沒有人會走到其他人面前與之搭讪。芬蘭人還有一個令人不解之處，他們實際上非常友好，可很少有人能發現他們這個特點。
我還知道，在芬蘭女同性戀的酒吧裡，氣氛卻異常歡快。
既然芬蘭人不喜歡面對面地交談，整個國家就成了移動電話最理想的市場。我們對這種新玩意如醉如癡，任何國家都望塵莫及。按照平均人口計算，哪一個國家擁有最多的馴鹿我不清楚，細想起來可能是挪威，但是世界上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擁有最多手機的國家是哪一個卻是不言自明的。人們甚至還說芬蘭人一生下來就應該把手機移植到他們的身體上。
使用手機有多種用途。芬蘭人往往相互之間發送很長的信息，或者用手機做為傳輸手段在中學考試中作弊(把一個問題發給朋友，然後等待著對方長篇大論的答案)。我們還使用手機上的計算功能，而大多數美國人根本不知道手機上還有這種功能。不言而喻，下一步就是給坐在同一個咖啡廳裡的另一張桌子旁的孤獨的人打個電話，然後用手機進行交談。盡管諾基亞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他們生產的手機也使芬蘭產生了自發明桑拿浴以來最劇烈的變化。
手機在芬蘭受到如此熱情的接納其實也無須驚訝。這個國家在采納新技術方面一貫迅速和信心十足。芬蘭和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樣，這裡的人喜歡通過電子銀行支持各種費用和開展業務，而這種所謂的發出微弱之聲的“手機銀行”在美國卻鮮為人知。與其他國家相比，芬蘭平均上網的人數最多。有人把這種對技術的精通歸咎於強大的增長率體系——芬蘭人的文化水准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大學也不收學費，所以學生們經常在大學裡逗留六到七年。比如我就呆了八年。一個人將生活中如此多的時間泡在大學裡，不可能什麼都學不到。也有人說芬蘭人對技術的喜歡源於對俄國的戰爭賠款，為了賠款而發展了航運業，因此改善了基礎設施。還有人將此照片於芬蘭是個同性戀的國家的事實(曾經一度確是如此，令人不能容忍)。
不管出於什麼理由，芬蘭是一系列技術革新的發源地。比如有聲電影的發明就在芬蘭。哦，對了，還有linux操作系統。
我和李納斯坐在餐桌旁。我們剛從旅途中返回。塔芙正把買的東西放進冰箱裡，我給帕特裡夏和丹妮亞拉買了一本書，她們倆正在為那本書爭執不休。我將一個制成標本的企鵝和一大瓶花生醬推到一邊，打開錄音機，讓李納斯講講他的童年。
“其實，我對我的童年差不多都忘了。”他用單調的口吻說。
“那怎麼可能？不就才幾年前的事？”
“問塔芙吧。我對名字、別人的面孔和我做過的事情都記不住。我們家的電話號碼我都得問塔芙。我能記住事物的規則 以及它們組織起來的方式，但對事情的細節卻永遠記不住，所以對我童年的細節忘得精光。我小的時候都發生了什麼事，我是怎樣想的，都記不住了。”
“比如說，你有朋友嗎？”
“不多。我不善社交。與過去相比，我現在在與人交往方面進步多了。”
“你的童年是什麼樣的？我是說，你是否記得某個星期日早晨醒來後，中妹妹和父母去了什麼地方？”
“那個時候我父母已經離婚了。”
“他們離婚時你多大？”
“不知道。也許是六歲，也許是四歲。記不住了。”
“聖誕節呢？你記得聖誕節嗎？”
“哦，我依稀記得起來衣服，然後前往我爺爺在土爾庫的家。復活節也是那樣。除此之外我什麼都忘了。”
“還記得你的第一台電腦嗎？”
“那是我外公給我買的一台有名的VIC-20。是裝在一個大盒子裡送來的。”
“盒子有多大？是像裝著一雙靴子的盒子一樣大嗎？”
“差不多。”
“你外公呢？對他還有記憶嗎？”
“他大概是我最親的親人，我不知道……好吧，他很重，但不胖。頭發都禿了。他比較內向，像個心不在焉的教授，不過他就是教授。我常常坐在他的腿上，用鍵盤為他輸入程序。”
“還記得他身上的味道嗎？”
“不記得了。這是什麼問題？”
“每個人的祖父身上都有一種味道。比如廉價科隆、波旁威士忌酒或雪茄味。他身上什麼味道？”
“我不知道。我當時對電腦太癡迷，沒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