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知識產權
1、各種觀點
目前，關於知識產權的討論是如此之熱烈，以至於我不可能不與支持或是反對某一觀點的論調相遇而能夠安然地獨自思考。
有些人認為，專利和勞動保險形式的知識產權法規是自由世界的禍害，信息提供者(IP)法規並不僅僅是訓導，實際上簡直就是罪惡，應該盡快地加以鏟除。另一些人認為整個世界經濟實際上是由知識產權所驅動的。這些人想通過他們的努力來加強IP法規的法律地位。
結果是，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有時變得非常鮮明。
當然，爭論的大多數問題落腳於互聯網問題，還有一些問題則著眼於聖何塞的夜生活這一熱點問題。在與知識產權法規相關的一些具體問題上，將會有極為熱烈的爭論。隨著人們對於從第一修正案到是否要建立IP法案的一切問題的爭論漸趨熱烈，未來的某個時候有可能會使開放源代碼的行為不再出現。
我發現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快要陷於精神分裂了。
其實這並不意味著，就這個問題而言我已經沒有了自己的主張：我個人非常強調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但是我自己的觀點最終卻成為爭論雙方的兩個對立面了。我可以告訴你，這是非常讓人困惑的。這意味著我只好同時與雙方論了。我以為，這是因為知識產權本身就具有雙重性，它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
對於許多人，包括對我自己而言，知識產權是有關人類的創造活動的規則 ，是關於那些使我們成為人類——而不是動物(當然，這本身是一件好事)的活動的規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產權”這一名稱本身就是一種侮辱。它並不是如有形財產那樣可以出售，它是創造性活動本身，這是人類所能夠做到的最偉大的事情。它是藝術，它是蒙娜麗莎。但它也是一整夜編程工作的結果，它是你作為一個程序員感到極為自豪的最終成果。它是如此珍貴的東西以至於將它出售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是作為創造者的你不可剝奪的一部分，使你之所以成為你的一部分。
那種創造——不管它是以繪畫、音樂、雕塑、菱或是程序的方式出現，都應當受到尊重：創造者和他所創造的事物之間有著你所無法切斷的密切聯系。這就像母親與孩子之間的聯系，或者如同中國菜與味精之間的聯系。但是與此同時，它卻又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應當分享的事物，因為它是屬於人類共同的。
好吧，讓我們換一個角度：如果以每年大約七萬億美元的交易額來看的話，則知識產權是一樁數額巨大的生產。人類的創造活動獲得了一個價格標簽，而且它居然是異常昂貴的。創造是稀有的，於是它不僅僅是昂貴的，也是相當奢侈的。這一點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爭論和觀點完全不同的人群。那些將人類的創造結果稱之為是“財產”的人，不用說，便是律師了。
再來看看這一章的標題。持有“財產”觀點的人們獲勝了(英文“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一詞中的“property”也是“財產”的意思)。不管怎麼說，它們的名字確實有些“尴尬”。
那麼問題的症結在何處呢？
知識產權的最為著名的例子是“版權所有”這一提法。
版權所有在法律上很容易獲得。你並不需要登記你的版權：你自動就會成為你所從事的任何創造性工作的版權所有者。與其他大多數知識產權法規相比，這一點是版權的一個重要區別，這事實上使個人可以方便地獲得其版權。你可以獲得一個版權，僅僅是通過著作、繪畫或者是創造一個與眾不同的事物即可。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加上一個標志，諸如“(c)版權所有，2000，by某某某。”但是坦白地說，你並不需要這樣做。不管你說不說，你都擁有版權。以這種方式說出來，只是使得人們如果需要使用人的創造成果的話，能夠更方便地聯系到你。
當然，僅僅擁有版權本身並不是非常有價值的。然而事實是，你擁有你所創造的東西就意味著你可以控制它的使用。例如，你有權將這一藝術成果出售給其他人，而且在這個問題上，除了美國國稅局以外，任何人都不會說什麼。但是，它其實並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而是其他人在同樣的問題上陷於困惑時幫他們解決了問題，省卻了時間與精力。
例如，你可以以版權所有者的身份來使用你的權利，試著去做一些更為有意義的事情，而不僅僅是將其出售，你可以將它授權給別人使用，這比出售它更好。與出售你的藝術成果不同，你能夠出售許可證給別人以讓他有權對其做某做事情，而你仍然保有版權。簡單地說，你可以擁有你的蛋糕，也可以吃了它。這也是微軟世界是何以被創造出來的原因：無限地出售許可證以便可以讓大家使用某種東西，而事實上自己又毫無損失。難怪人們會喜歡他們自己的這種財產。
是否有人已經注意到這其中的問題了呢？如果你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看出任何異常，我可以將其中的微妙之處賣給你。
知識產權的基本問題在於它自身：你作為知識產權的所有者可以永遠地出售它，而稱自己卻什麼也沒有推動。你無需冒任何風險。
事實上，你有權決定你的許可證的書寫方式，你可以用這樣一種方法來收發室，基本意思是：即使版權有問題，你也無需為止而負任何責任。聽起來有些荒謬是不是？想必你已經感到驚訝了。
其缺陷是：顧客得不到保護，事情變得更為糟糕。產權所有者不但可以毫無損失地出售其產權，而且他還有權利起訴那些出售與其產權相似的產權的人們。很顯然，產權所有者對於從其產品中衍生的產品擁有權利。
很顯然，事情沒那麼簡單。你如何來界定領悟與復制？如果不同的人們產生出相似的主意的話，那又該作如何處理？誰將能得到那份厚禮以至於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售？而且還可以告訴別人抵制其他人的類似創造？不僅僅是消費者的權益沒有得到保護，其他具有創造性的人們也沒有在“知識產權”的名義下得到保護。
在這一點上使討論變得有些龌龊的是，許多要求加強知識產權立法的討論是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給創造者和藝術家以更多的“保護”。而人們似乎不曾、或者說是從未意識到，這樣一種強有力的權利導致一些人剝奪了另一些人的權利。
也許我們並不會感到驚訝，那些要求實行更為嚴格的知識產權法的支持者們正是那些從中得益最多的機構。它們可不是藝術家和創造者本身，而是信息提供者的票據交易所：公司是靠其他人的創造性而生存的。哦，對了，還有律師們。最終的結果呢？版權法修正案就像是臭名昭著的數字化千年版權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或DMCA)一樣， 後者甚至剝奪了消費者使用有版權物品的最後一絲權益。
現在，如果你得出我認為版權實際上是有害的結論，那麼你錯了。恰恰相反，我熱愛版權。我只是認為沒必要將版權所有者的權利無限擴大。不要擴大到將消費者的權利都被剝奪殆盡。我這麼說並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消費者而言，而且我也作為一個擁有 創造者，不管是以這本書的作者還是以Linux系統的創造者的面目出現。
我作為一個版權所有者，有我自己的權利。但是權利是與相位的，或者像他們以一種相近的說法所說的那樣，位高則任重。要負責地使用這些權利，而不是將他們視為對付那些沒有這種權利的人們的武器。正如一位偉大的美國哲學家曾經說到的那樣：“不要問版權能夠給你帶來什麼，而要問問你能夠為你的版權做些什麼。”
最後，版權是一種相當適度的、循規蹈矩的知識產權形式。即使出現了如“數字化千年版權法案”那樣的事情，“適度使用”這一提法也依然存在。擁有一項版權並不是給予版權所有者的成果以全部的權利。
而對於專利、商標和商業秘密，情形則不同：它們是信息提供者的殺手锏。
對於軟件專利的討論——尤其是在技術圈子內——變得如此激烈，以至於它被視為是在文雅的公司內不應該被討論的主題之一。當然此類話題還有槍支管制、流產權利、醫用大麻以及百事可樂是不是比可口可樂味道更好等等。其原因在於，專利在許多方面對於新創造的東西給予了類似於版權保護的控制，然而卻很少能夠有像版權保護一樣的彌補措施。
對於專利，一個最為尴尬的爭論在於它與版權不同。你並不是僅僅創造了某種新的事物就可以獲得專利。不是這樣的，在你獲得專利之前，你必須在專利局的辦公室裡經歷痛苦而漫長的填表過程。順便說一下，在專利局辦公室等待有點像是在車輛管理局排隊。但你必須意識到你將面臨十二個專利律師，而且這個隊有可能要排上兩年之久。簡言之，這並不像是在星期五晚上僅僅是自娛自樂的某種事情那麼簡單有趣。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專利局辦公室並不必然擁有資源可以用來核查你的新發明專利是否真的那麼完美無缺。問題並不在於他們沒有愛因斯坦來為他們工作，而在於對於新事物的恰當審查本身是有困難的。這就意味著在許多情形下，一些明顯虛假的專利也會被接受。也許可以把專利局想象成郵局，在那裡面，來來去去的什麼人都有。
因此，結果會怎樣呢？很顯然，只有極少的個人獲得了專利。另一方面，公司卻獲得了大量的專利。這些專利是他們用來對付其他公司的有力武器，可以威脅別人因專利侵權而要面臨起訴。現今的專利系統基本上可以說是信息提供者這間的冷戰，而不是他們之前的核戰爭。目前這種情況也不見得比過去的冷戰好。那些擠在防彈掩體中的人們正是個人創造者，他們不得不對付一個幾近瘋狂的系統。他們缺乏足夠的資源，無法擁有大量律師來對付繁瑣的專利申請過程。
現在，如果你想避免專利申請過程中的麻煩，你可以采用更為厲害的手段：商業秘密。商業秘密的優點在於，你不必擔心什麼商業秘密辦公室或者類似的機構：你只需要將其封存起來，然後就不必顧慮那麼多了。你仍然可以將它告訴別人，但你不必在告訴他們的同時說這是商業秘密。
過去人們一直是這樣做的，實際上這也就是法規之所以被引入的原因所在。為了鼓勵個人和公司公開其秘密，專利法允許在一定期限內保護市場——如果你公開你所擁有的秘密的話。一個針鋒相對的基本形式是：你告訴大家你是如何做成某事的，那麼我們就允許你擁有一定年限的特殊權利。
在專利產生之前，人們會充滿猜忌地保守他們自己的技術優勢，一直到將它們帶入墳墓。很顯然，那是不利於技術進步的，因為有前途的技術從來沒有向其他人公開過。對於專利特權的承諾使得專利成為將秘密告訴大家的一種強有力的刺激，因為你再也不用擔心你的競爭對手會發現你在做什麼了——在這 上，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你就會失去對你的成果的保護。
然而，那是過去，現在情形不同了。如今，即使是商業秘密也有了法律保護，盡管它們的理由世人無法理解。任何人都能夠意識到，一旦秘密被公開的話，那就不再成其為秘密了。在知識產權法規中，卻存在著一個奇異的、扭曲的例外情形，那就是，即使每個人都知道了這些秘密是什麼，而它們卻依然可以繼續是秘密。如果你恰巧為某一不恰當的雇主服務的話，那麼你頭腦中的知識甚至可以讓你吃官司。
一些知識產權法規顯然讓人感到恐怖。
很大程度上，在這場知識產權戰爭中尋求和平的解決之道正是公開源代碼所努力的目標。盡管許多人對於公開源代碼原真正目的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但在許多方面你可以將它看作是一種高技術緩和方案，是對於在這場知識產權戰斗中將產權作為武器這一做法的一種否定。
因此，正如一句古老的咒語所說的那樣：要做愛，不要戰爭。只不過我們所言是在一個更為抽象的層次上而已(考慮到我所知道的一些可笑的人們，這也許太抽象了)。
但是，正如任何主要的哲學斷裂帶一樣，故事總是有其另一面。這就是我明顯的精神分裂的根源所在。
我曾經嘗試著解釋為什麼許多人覺得知識產權、尤其是強化知識產權法規顯然是有害的。在贊成公開源代碼的人群中(坦白地說，包括許多在些群體以外的人)，對於其中的許多人來說，沒有比看到徹底銷毀所有原子彈和徹底廢除知識產權冷戰更為高興的事情了。
同一事物的另一面在於，的確，知識產權可能是不公平的，的確，知識產權法規在很大程度上將其目標定位於大公司而不是消費者權利，甚至也不是個人著作者或創新者。然而其主體是積極有利的。知識產權集中於強有力的權利之上，與之相對應的事實是這一強有力的武器在市場上是如此的有效。核武器是冷戰時代的終極力量，同樣的原因使得知識產權在技術戰爭時代裡大受歡迎。
技術也就因此而被出售了。
它不實生了一個強有力的正反饋循環。由於知識產權是如此好的一個財源，於是乎大量的人力就投入到創造更多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去了。恰恰這一事實是至關重要的。戰爭戲劇般地成為了工程創新和大飛躍的根源所在(計算機本身最初開發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於純軍事目的)，同樣的道理，知識產權的虛擬戰爭也有利於發動競爭引擎，給技術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資源。這是一件好事。
當然，我，作為一個勢利的知識分子，相信僅僅是源源不斷地提供資源並不能夠必然地導致真正的創新。看一看如今的音樂行業就會明白這一點。每年有大量的美元投入到尋找下一個熱門歌手之上——然而沒有人會真正認為辣妹演唱組(由於他們對於藝術的貢獻而獲得了許多巨額報酬)能夠與沃爾夫岡?莫扎特(他死於貧困)的音樂相提並論。因此，對某一想法投入大量的錢財，並不必然產生傑出的天才。
然而知識分子式的勢利——“你並不能購買到天才”這一哲學觀點——在長期的商業模式中卻並不真正有效。創新的源泉並不是太復雜以至於無法預測，也並不是太困難以至於無法得出可靠的結論。於是，長期的計劃就不應當將精力集中於純天才的前途發展上。現今的技術發展(很悲哀，音樂也是如此)並不依賴於愛因斯坦和莫扎特，而是依賴於大量的默默工作的工程師們(對於音樂來說，要依賴於有良好天賦的女性)。他們也許並不引人注目，但卻正是他們偶爾會發出燦爛的火花。額外增加的資源並不必然成就偉大藝術，但卻造就了緩慢而平穩的進步。最終，這才是最佳的。
“默默的工程師”這一提法也許沒有“怪異的天才”這一提法那麼具有浪漫的吸引力。想想有多少“瘋狂的科學家”之類的電影被制造出來，與此相對照的是，又有多少“默默工作的工程師”之類的電影呢？然而，當話題轉到商業上時，你所需要的是時不時出現的天才的火花，但你更需要的是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持續不斷的小的改進與提高。
而這就是知識產權力量的光芒所在：通過使它變得有利可圖，它已經成為了現代技術公司的聖杯，維持著這一龐大機器的運轉。因此，由於對信息提供者加以了保護，理平穩的進步過程在不受阻礙地繼續著。知識產權也許不再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樣有利，但它是可靠的。
因此我看到了問題的兩面性。盡管我不得不承認，我寧願看到更為有趣、更鼓舞人心的技術世界。在這個世界時在，經濟因素並不總是那些獲勝的因素。我有一個夢想——有一天，信息提供者法規是由道義來制定，而不是由那些獲得了最大份額蛋糕的人來制定。
相信我，我懂得經濟問題。與此同時，我禁不住地希望，經濟問題不要對現代知識產權法規產生如此大的負面。強化知識產權所有權的金錢刺激，以及用法律文本來表達“公平使用”與“道義”的困難，導致了有關信息提供者的兩種急診之間越來越大的分歧。就像是兩位鄰居之間的爭吵一樣，沒有任何一方願意承認恰當的解決方案有可能會存在於兩個極端之間的某個地方。
顯然，金錢刺激在這方面表現得很好。問題在於，何種知識產權法規能夠推進發展？無疑地，貪婪地攫取錢財的興趣恰恰能夠促進這一點。
這一問題由於以下事實的出現而變得更加突出：現代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正在削弱許多傳統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式，而且這種速度是我們所無法預料的。在許多方面沒有人能夠做出預測。我的意思是，人們能夠想象居住在中西部的祖母們將會把繡花針技術應用於互聯網麼？復制藝術作品的能力——和技術本身——在很大規模上已經變得如此廣泛並且易於獲得，以至於擁有既定信息提供者的機構們東奔西跑，竭盡所能以支持他們的興趣。他們全力以赴地禁止類似的復制，並引入新措施來禁止能夠用於盜版的技術的應用。
上述情形有什麼問題呢？問題在於，雖然大量的新措施使非法使用他人的知識產權變得更加困難，但同時也使得合法使用他人的知識產權變得更加困難。在linux世界裡正在發生著的經典案例便是所謂的DeCss訴訟。
在DeCSS案例中，那些從事DVD影片解碼技術研究的人們被娛樂行業起訴，理由是前者使得人們可以在互聯網絡中獲得代碼。在此案中，該項目的終極目標完全是合法的這一點其實都已無關緊要。事實是，該項目研究可能會潛在地用於非法目的。這一點便利即使是傳播何處可以找到解碼指令這類信息的行為在美國都是不合法的(DeCSS這一名稱來源於解開DVD內容不規則性系統這一項目，托它的福，你才可以在計算機上觀看影片)。
這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知識產權法規並不用來促進創新，而是用於控制市場並控制消費者所能夠做和所不能夠的事情。這也是一個知識產權法規走得過了頭的例子。
那麼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余地呢？想象一下能夠實際上將其他人的權利考慮進去的知識產權法規。想象一下IP法規鼓勵開放和共享。當然你依然可以有你自己的秘密，不管它們是技術上的還是宗教上的，但你不應該用法律的形式來保護這類秘密。
當然，我明白。我是多麼的不切實際。
2、結束控制
既要生存，也要繁榮，這樣的出路在於盡你所能去生產出最佳的產品。如果你無法靠此而生存和繁榮，那麼你就不該這麼做。如果你無法制造出好車，那你就應該像石頭滾落山坡似的衰落。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汽車工業的寫照。成功在於質量，在於給大眾提供他們想要的產品。
成功不是試著去控制人們。
麻煩之處在於，人們經常會被純粹的貪婪所驅使，而這一點從長期來看最終會導致失敗。貪婪導致了決定被偏執和控制欲所統治。那些錯誤的、短視的決策，導致了最終的災難。一個簡單例子就是以美國公司的失敗為代價的歐洲無線技術的初期成功。當美國公司還在試圖利用他們的所有權獨自控制市場時，歐洲公司已經圍繞著一個單一標准，即GMS而聯合在一起了，並且選擇了競爭。競爭的結果促使公司提供最好的產品和最佳的服務。美國公司被拋在了後面，他們為自己的競爭標准而困擾著。在一個有著共同標准的市場裡，歐洲公司都擁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這也就是為什麼布拉格的孩子們要比美國的孩子們早幾年就已開始用手機來交換文本信息了。
如果你想通過控制某一資源來賺錢的話，那麼你終將發現自己會被市場淘汰。
這是一種專制的形式，歷史上曾經有過大量的例子，它們的影響是負面的。比如說1800年在美國西部你控制了當地農民的水源。你對於用水很吝啬，因而要價很高。於是某一天，其他人設計出從其他地方引入水源的方法，而這種方法在你的高價水政策下不可避免地會變成是有利可圖的事業，這時你的市場就會崩潰。技術在進步，可以被利用來將遠方的水輸送過來，或者促使環境發生改變。不管是哪種方式，你的壟斷局面將會被打破，而你將會一無所有。這樣的事情隨時都在發生著。然而可笑的是，人們卻依然沒有看到。
讓我們回到二十世紀音樂行業的衰退期，它所控制的資源是娛樂。公司擁有某個藝術家作品聽所有權，藝術家創造出了一些獨特的成功作品。公司可能在它所生產的每張CD上放上一到兩首這類獨特的作品。以這種方式，它就可以售出許多不同的CD唱片，而不是每個人都想要的一張包含了所有成功樂曲的CD。這時，有人就發明了mp3技術。於是突然間，音樂可以從互聯網上下載。MP3正是給了消費者以選擇的權利，因而是有利於消費者的。
如果一張典型的CD唱片需要十美元，而它裡面只包含了一位消費者想要的兩首作品，則對於這位消費者來說，更為理智的方法是單獨地購買這兩首歌曲，隨同其他的一些他想要的曲目，以一美元每首的MP3的方式來購買。顧客不再陷於專制情形中了。這種專制的情形，被貪婪驅使著的音樂公司所制定出的規則統治 工發，它只想讓出其中一小部分曲目，但它卻選擇了認輸。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音樂公司非常害怕MP3以及它的姊妹技術Napster和Gnutella。水的價格變得如此之高，以至於對於有人來說，設計出一種可能從其他地方引入水源的方法變得有利可圖。
也正是這個待業，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自己絆倒了自己。當磁帶復制技術進入市場時，它試圖阻止消費者將他們的音樂作品復制到磁帶上。它覺得磁帶是人們不親人版權法的完美媒介，因而就如何保護其版權引發了爭論。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借口。音樂公司將道義大旗舉得高高的，並訴諸於版權，其實它只不過是試圖維持其對小環境特權的而已。事實上，磁帶從未對音樂行業帶來任何損害。不錯，人們為了自己使用的方便確實復制了音樂，但那也僅僅意味著人們實際上購買了更多的密紋唱片，他們才有可能將之用於復制。喏，數十年後，CD出現了，CD的制造方式使你將曲目復制到自己的磁帶上。偏執狂又來了。接著，數學磁帶出現了。他們又推出了一種不同的CD采樣率——48千赫對比44.1千赫——目的在於防止使用者將他們的CD曲目復制到數字磁帶上。不斷地對消費者加壓正是因為你想控制他們。在數學磁帶的情形中，這一市場從未受到打擊。這就有點像是試圖愚弄大自然的力量。
於是不可避免地給我們帶來了DVD技術。這一次，行業給我們帶來的是比VHS錄像帶更好的音像質量，更小的體積，更方便的利用方式。但他們進行了加密以防被復制。更為雪上加霜的是，他們還加上了地區代碼。你在舊金山購買的DVD無法在歐洲的機器上播放。這就給行業注入了不正當的因素：嗨，伙計們，我們可以在歐洲以更高的價格出售我們的影碟!因此讓我們確保歐洲人無法在美國購買影碟。
娛樂業是否早就應該預見到這一顯而易見的結局了呢？也就是說，水的價格是如此之高以至於總有人會設計出一種新的方法引入其他地方的水？
是的，正當音樂行業貪婪地試圖通過技術來控制人們的時候，DVD加密已經為了所破解了。它們甚至不是被那些想復制DVD的人們所破解的，而是被另一些人所破解的。這些人只不過是想在linux操作系統環境下觀看影碟而已。也正是這些人，他們實際上想購買DVD，卻又行不通，若非是解密碼的話，影碟在他們的設備上根本無法使用。行業保護其領域的動機沒想到卻發生了意外：它只不過是防止了市場的擴大，卻創造了解DVD區位鎖的動機。於是又一次，短期戰略後來被發現是一個錯誤的決策。
娛樂業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已。數年來，軟件行業也發生著同樣的事情。這也就是為什麼微軟的捆綁軟件戰略最終注定要失敗。另一方面，開放源代碼產品，決無可能以一種專制的方式來使用，因為它們是自由的。如果有人試圖以linux為載體來捆綁銷售它，那麼，其他人就可以對它進行反捆綁，從而以人們真正想要的方式來出售它。
試圖以技術來控制人是決不可能成功的。它最終總要對公司造成損害，而且也會阻礙人們對於該項技術的接受。最近的一個例子是Java，它現在已經遠沒有其初期那麼富有吸引力了。原本想要控制Java，但Sun公司卻基本上已經失去了它。Java現在依然運行得很好，然而卻顯然沒有充分發揮其潛力。
Sun並不僅僅試圖通過Java本身來賺錢，公司將編程語言視為是使計算機對用戶來說更為獨特並使我們年輕貌美微軟控制的一種手段，並且順便也出售更多的Sun硬件。然而他們並不是真正想靠Java來賺錢，與此同時他們確實意識到他們不得不維持自己對它的控制。但問題是他們太急於與微軟分庭抗禮。他們為恐懼、嫌惡和憎恨所驅使，而這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處理商業問題的一種方式(想想“感恩而死”樂隊的歌詞：“不是沒有時間來憎恨”)。由於他們是如此憎恨和害怕微軟，以至於他們做出了錯誤的許可證決策。他們使得每一個人，甚至包括他們的合作伙伴，都難於使用他們的產品。這也就是為什麼像惠普和IBM這類公司最終都決定開發自己的Java工具。他們只是簡單地說：“干掉Sun公司。”
Sun試圖通過兩種不同的標准化實體來使Java標准化。由於控制問題，每一次他們都是勉強度過難關。一方面，Sun想使語言標准化，但另一方面他們並不想放松對它的控制。於是標准化部門說道：“嗨，這並不僅僅與你自己有關。”結果，Sun只好將此事擱淺。這是公司試圖以對於那些實際使用這項技術的人們來說毫無意義的方式來控制技術的一個典型例子。對於公司來說，這種努力總是要失敗的。它也會使技術本身失敗——或者使它不再被人們所接受。
與此相對照的是掌上計算機公司所采取的“如果你喜歡什麼就讓它自由”這一戰略。“掌上人”開放了他們的開發環境，也開發了他們的平台，這不僅僅是針對賣主，也針對那些想為平台編寫程序的個人。他們公開了他們的應用編程接口(API)代碼，並且可以很容易地免費獲得他們的開發工具。這樣作的結果是創建了以掌上為核心的小型產業。它造就了掌上現象，而不僅僅是在新市場裡角力的一家公司。因此現在你可以看到有許多公司在出售基於派樂(Palm Pilot，一種掌上電腦)平台的游戲，以及更多先進的日歷程序，而不僅僅是派樂公司自己提供的程序。現在消費者可以選擇他們想要的軟件，這樣每個人都從中受益，尤其是派樂公司，它由於開放了自己而獲得了更大的市場份額。
Handspring公司利用其設備護目鏡(Visor)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它是派樂的競爭者。它使用派樂操作系統。公司將開放性又往前推進了一步，允許放開諸如GPS接收器和移動電話附件等硬件程序的源代碼。像掌上一樣，翻跟頭公司也正在創造一個支持新平台的公司群體。
Sun本身應該允許每個人都可以開發他們自己的Java語言——不加任何限制——也完全可以保證他們自身做得更好。那正是公司不被貪欲或者對競爭的恐懼所蒙蔽的標志。那也是一個公司相信自己實力的標志。
3、未來的娛樂之旅
有什麼人比商業預言家更加令人討厭呢？
那些自以為是的人，假裝知道瘋狂的技術娛樂之旅會將我們帶向何處？我猜測他們是很盡心盡責的。他們在小組討論會中占有一席之地，並為那些特征模糊的技術會議定下基調。而這類會議就像是在你的花圃上突然出現的令人不快的、無法食用的蘑菇一般。那些希望了解技術趨勢的人們，花費了數以千計的美元來聽他們在技術會議上的發言。這些會議倒是幫助了大量的旅館工作人員、廚師以及酒吧間男招待們的就業，因而我認為他們並不是一無是處。
而今大衛跟我說我也應該寫寫有關“商業的未來”之類的章節。我有點被這種想法所玷污的感覺。但是，嗨，他也並沒有讓我沉溺其中，因為我的主要任務不在於此。而且，如果他的觀點認為讀者可能會覺得商業未來比之於生活的意義更為有趣的話，那麼，我情願就此打住而按他的意思來寫。
但是，我將公開表明我的觀點，就我所能憶及的事情而言，我並不是一個好的預言家，對於許多事情都是如此。我曾經預言我一開始為了自己使用方便而編寫的小操作系統會在某一天遍布全球麼？沒有。出乎我的意料，真的出現了這種情形。
我唯一想要說明的是，如果我被linux變得如此之龐大這一事實震驚的話，那麼所有其他人也必然會對此更加目瞪口呆。因此，也許我比大多數人預測得更好一點。誰知道呢？也許通過這一章我將會成為我們時代的預言家。
也許不可能。不管怎麼說，事情是發展著的。
當然我們可以回顧過去的經驗，帶著憂傷詳盡地追溯過去，比方說，看看一個似乎不可匹敵的公司，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是如何步入衰落的——它僅僅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的觀察期足夠長的話，那麼，野草終將有一天會泛濫並侵占雷蒙德地區的整潔的綠色建築群。正如今日走紅的年輕小明星臉上終有一天會長滿皺紋、乳房會松弛下垂，今日的商業英雄也會被一種新的更富有激勵機制的模式所替代。而英雄的公司，即使它竭盡全力地徹底改造自己，也終將會成為松弛的負擔過重的AT&T模式。
我們稱之為進化。這當然不是火箭科學。沒有哪種營生可以永遠生存，事情總是這樣的。
然而，到底是什麼在驅動著這一進化進程呢？是否存在著技術的根本性進化，以至於像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有一天會出現電腦取代人類、將人類遠遠地拋在後面的情形呢？或者這僅僅是某種販不可避免的前進過程，一種“勇往直前，排除萬難”的東西導致了技術的進步呢？
我認為不是。
技術是我們所藉以利用的東西，不管是商業還是技術，都不可能改變人類的基本需求與向往。與其他事情一樣，進貨是緩慢的，但卻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技術越來越進步，從簡單生存到基於交流的社會，直至最終進入娛樂社會(似曾相識的提醒：是的，此前在這些頁中你已經見識過這個理論了，假如你堅持看完本書末尾的話，你將會再一次遇到這一理論)。
人類注定是社會動物，技術也注定要進步。
因此毋須再去想有關十年之內技術能夠做些什麼之類的種種預言。從根本上說，這些是無關痛癢的事情。三十年前我們就能將人送到月球上，但從那以後我們卻再也沒有送人去過月球了。我個人以為，這只不過是因為月球被證實了是一個很單調的地方，基本上沒有夜生活，這有點像聖何塞。於是人們並不想再回到月球 上去了。與此同時，我們所聚集的大量技術都對其不起任何作用。月球依然是空空如也。當你談及技術的未來時，真正有意義的是人們起要什麼？一旦能夠描繪出這一點，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大規模地生產它，並使它足夠便宜，以便人們能夠在不犧牲另外也想要的東西的同時獲得它。除此而外，沒有任何事情真正有意義。
這裡再說一些小插曲。真正的賣點當然是洞察力而不是現實。豪華游輪所出售的是對於自由的感知，對於鹽海的感受，對於佳肴的觀感和愛舟的浪漫。如果你感覺自己像小鳥般自由的話，有誰會在意船艙是否狹窄呢？
而這些又意味著什麼呢？它解釋了，比方說，為什麼人們會對索尼公司生產的游戲站二代(Play Station2)如此癡迷，它是今年沖擊商品貨架的最大的單一技術(在我正在寫這些文字 的時候，它剛剛引入美國，其時是2000年10月底)。這就是娛樂性社會的體現。
這也清楚地指出了個人電腦為何產生了一個觀察問題。顯然PC行業對於游戲控制台是有所顧慮的，主要原因在於，控制台被視作是無威脅的和有趣的東西，而PC卻被視為是復雜和昂貴的。有時候這種顧慮甚至是一種敵意。
這也使我自己意識到，如果我們仍然在從現在起的十五年內大談特談操作系統，則難免會在某些地方犯嚴重的錯誤。也許這聽起來有些怪怪的，畢竟它出自於一個以編寫自己的操作系統而出名的人之口。然而事實是，從統計上說，沒有人想要操作系統。
事實上，甚至沒有人想要計算機。
每個人想要的這樣一個神奇的玩具，它可以用來浏覽網頁，撰寫學期論文、玩游戲、平衡賬目等等諸如此類的所有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的分析家喜歡類似PS2這類調和的想法。它取代了計算機的許多零碎工作，沒有那種顯然很復雜又讓人恐慌和著急的特性。這在技術上是無意義的，雖然我們始終都在將越來越多的計算機搬進屋裡，但我們恰恰沒有意識到它們可能分多麼復雜而又令人恐慌。
因此我敢保證會成為第二個微軟，如果他們能夠將方方面面都組織得很好的話。但我現在並不是在聲稱這是一個類似諾查丹瑪斯式的預言家的思維混亂的預言(是的，我知道：那可能並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但它應該是一個真實的世界)。盡管其他一些人也會同意這一點，但我是在努力地表明這一切是何以發生的。
我並不是在這裡預言PC的消亡，就像此前許多人不成功地預言一樣。PC的力量依然存在：PC是計算機行業裡的瑞士軍刀。它們公然顯示的復雜性足以嚇跑那些並不喜歡技術的人們。這種復雜性恰恰是由於它們並不是為某一事物而量體裁衣的。然而，只有科技的靈活性才能使PC成為富有吸引力的事物。
於是，便有一個將它們統一起來，在黑暗中將它們聯接起來的東西：通訊網絡。通訊網絡無處不在。你是不是無法忍受在一小時之內無法以至少每小時兩次的頻率來收發電子郵件？沒問題，電腦可以做到，我的電郵迷朋友。你可以在海濱度過某一天，盡管你心裡可能會產生些許的內疚感，但不管怎麼說你還是可以同網絡上發生的事情保持聯系。記住：旅游將所有的技術奇觀都變成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東西，也不具有威脅性，則其尺寸大小並不重要。
那麼，在這些事情上，linux和公開源代碼一般說來又如何參與呢？
你甚至不會覺察到它的存在。
它將存在於那些索尼機器的內部。你永遠不會看到它，你也永遠不會知道它，但它確實是在那裡，促成了機器的運轉。它將存在於某部移動電話之中，當你遠離你的本地無線網絡區域時，它將適時成為你的其余電子小器具的個人通訊網絡中心。
你看，這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當然也是錢的問題。
4、為何開放源代碼
IBM是一個有壓搾消費者歷史的公司。它是通過迷惑公眾並確保沒有其他人插足來賺錢的。事實上，那正是大多數計算機公司的經營之道，其中一些公司由下而上依然在這樣做。接著，當IBM開發了個人電腦時，它無意識地公開了其技術，任何人都可以藉此復制。
單單這一個行為，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能夠激發PC的革命，後者又進一步激發了信息革命、網絡革命與新經濟——不管他們將這一發生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大規模變化稱之為什麼。
這是對於從公開源代碼哲學中能夠獲得無限利益的最好說明。盡管PC並不是通過使用公開源代碼模型發展而來的，但它卻是這樣一個例子，即某種個人或者公司公開的技術可以加以克隆、提升和出售。在其最純粹的形式上，公開源代碼方案允許任何人參與到他們的開發商和商業操作上來。
無疑，linux是最為成功的例子。
在我那髒亂的赫爾辛基臥室裡發源的東西，現在已經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合作項目。它始於那些認為計算機湖代碼應該自由地共享的軟件開發者們所共同認可的一種觀點，將一般公眾許可——即反版權——作為運動的強有力的工具。它現在已經進化成為最佳技術的持續發展的一種方法。而且它還在進一步發展，獲得了廣泛的市場認同。把linux作為網絡器操作系統的做法，正在滾雪球般地在大眾中擴散。
在這種觀念的鼓舞下所發生的一切，證明了它自身作為一項技術正運作於市場中。
現在，公開源代碼已經發展到超出了技術和商業領域。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拉瑞.萊錫格教授(現在斯坦福大學)和查爾斯.尼森教授已經將公開源代碼模型引入了法學界。他們啟用了公開法律項目，這一項目是依靠志願律師和法學院學生，將他們的觀點和研究結論放在項目網站上以幫助完善論據和大綱，以對美國版權法案形成挑戰。他們的指導思想是：當最大量的法學思維聚集在一個項目上時，將會形成最強有力的論據，通過粘貼和再粘貼，文章會形成信息的海洋。該站點很好地概括了對傳統方式的折衷：“我們在保密方面所推動的，我們預期在來源的濃度和論據的廣度方面會重新奪得(將其意思在另一個領域中表達出來的話，那將是：如果有百萬雙眼睛來共同參與的話，則所有軟件的缺陷都將消失)。
數年來學術研究是如何進行的，這一一直讓人困惑，在眾多領域裡幾乎沒有幾項是有意義的。想一想，通過在網上集思廣益的方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加速疾病治療方案的形成。或者，就某一任務而言，如果擁有最好的智囊團的話，則國際外交也能夠加強。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小，隨著生活和商業的節奏加快，以及隨著技術和信息變得可能，人們意識到那種技術封閉方式和吝啬的方式正變得越來越過時。
公開源代碼的理論基礎就是：簡單化。在操作系統這一情形裡，源代碼——即那些構成系統的程序指令——是自由的，任何人都可以改進它、改變它和利用它。但這些改進、改變和利用後的源代碼也必須是可以自由獲得的。項目不屬於任何個人，而是屬於每一個人。通過將其開放，會產生迅速和邊疆的改進。比之於封閉起來開發，其結果會出得更快、更成功。
那正是我們開發linux時所經歷的。想像一下：你旁邊是一個龐大的開發隊伍，而不是一個以秘密小組形式組成的開發團隊。潛在地擁有數百萬更加聰明的頭腦來參與同一項目，並且有同行評論過程的支持，啊，這力量簡直是無以匹敵的。
人們第一次聽說公開源代碼的方式，聽起來有些滑稽。這也就是為什麼經過了這麼多年以後它的優點才被人們所了解。開放源代碼的“思想觀念”並不是傳播這一模式的動力，而是因為人們開始注意到一個顯然的事實，那就是公開源代碼是開發和提高最佳質量技術的最好方法。現在這種方式也在逐漸贏得市場，而市場的成功才使公開源代碼獲得了最為廣泛的接受。圍繞著無數的增值服務已經創建了許多公司。當錢財滾滾而來時，人們開始相信公開源代碼的魅力了。
其中一個有關公開源代碼的最令人不解的迷，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優秀的程序員（最近一次的統計表明大約有七十五萬程序員在從事linux的開發與改進）在毫無報酬的情況下會如此投入地工作？用一個詞來概括這種動機的話，可以說是“目標”。在一個生存或多或少已經有保障的社會裡，錢財並不是最大的激勵因素。眾所周知，當人們是由愛好和熱情所驅使著的時候，往往能夠將工作做得最好。對於劇作家、雕塑家和企業家是如此，對於軟件工程師也是如此。公開源代碼模式給人們提供了依靠興趣與熱情而生活的機會。享有樂趣以及與世界上最好的程序員一起工作，而不是與那些恰巧為他們的公司所雇傭的少數幾個程序員一起工作，是一種無與倫比的享受。公開源代碼開發者努力工作著以贏得他們同行的尊敬，那當然是一種高度有效的激勵。
看起來比爾.蓋茨並不理解這一點。可能他現在被他自己在1976年所提出的一個令人不愉快的帶修辭色彩的問題所困惑：“你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防止別人寫也好的軟件。誰能夠毫無報酬地做一項專業工作呢？”他在公開源代碼程序員們寫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出了這一觀點。
事實上，理解公開源代碼現象的一種方式是：想像一下幾個世紀以前，科學是如何被信仰所感知的（如今的情形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就是被某些人所感知）。科學最初是被視為某種危險的、具有顛覆性質的以及是不允許從事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現在的軟件公司有時候看待公開源代碼的方式。正如科學的誕生並不是想要破壞宗教制度一樣，公開源代碼也並不被視為是要粉碎現有的軟件體系。這只是想要開發出最好的技術，並看看這種技術可以達到何種程度。
科學本身並掙錢。創造所有財富的正是科學的輔助作用。對於公開源代碼也是如此。它允許挑戰現有商業的輔助行業的產生，這一點非常相似於科學的波浪前進對於教堂的挑戰。你會發現一些小公司，例如VA linux，利用了公開源代碼而突然能夠與傳統公司相競爭了。用伊薩克.牛頓爵士的話來說，那就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是的，隨著公開源代碼在世界經濟中獲得了動力，隨著其開發者們獲得了認可，他們也越來越被銀行接受。公司們開始尋找信用清單，以便決定誰做出了最多的貢獻。然後他們通知他們的人力資源部付出錢財與股票。
在前面一段中我曾經聲明，錢財並不是最大的激發因素，是的，我現在並沒有改變我的觀點。但我必須指出，人微言輕對辛勤工作的報酬，錢財並不是一件壞事。當說到給我的寶馬汽車的油箱加油時，有了錢財自然是更加容易。
正如科學自身一樣，公開源代碼的輔助作用是無窮無盡的。它正在創新出一直到最近都被人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並且打開了許多未曾預料的新市場。有了linux以及其他一些公開源代碼項目，公司們就可以做出它們自己的版本，按它們自己的意願來加以改變，這些若是以其他方式傑進行的話則是不可能的。意識到以下一點是很令人振奮的，通過Linux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一開始就不是孤獨無助的。
linux現在在中國正在迅速成長。傳統上，亞洲的軟件開發主要是翻譯美國或歐洲的軟件。有一次在計算機分銷商展覽會上，一個小伙子走向我，想向我展示用在Linux上的加油泵軟件，那一刻我很為他感到自豪。這是一個運行於Linux環境下的典型的加油泵軟件，他想做個網頁浏覽器以便加油的顧客可以在等待油箱加滿汽油的這三分鐘時間裡可以上網浏覽CNN.com。他們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
人們正在利用諸如linux之類的技術，盡管有時僅僅是為了做一個更好的加油泵，這一點是令人振奮的。那種創新最有可能發生 一個公司范圍內，因為如果你是一個將Linux帶入市場的公司的話，你將很顯然地會步入這裡，當然現在已經是服務器市場或者是高端桌面系統市場。因此它是嵌入設備式的Linux。它是運行於Linux的電話程控交換。這也就是何以會有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財富是來自於公開源代碼。
這情形就像是讓宇宙自己照顧自己一樣。不控制技術，你也就不會限制其使用。你使人們可以獲得它以及人們可以做出自己的決策——利用它作為他們自己產品和服務的啟動槳。盡管在更大范圍上說，大多數這類決策並沒有多大意義，但它們實際上卻運行得很好。我並不是在試圖擴散linux，而是希望人們能夠獲得Linux並讓它自己擴散自己。而且這一原則並不僅僅適用於Linux。它還適用於一切開放的項目。
人們對於言論自由的需求並不會持有異議。它是人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來捍衛的自由。自由總是某種你必須用你自己的生命來捍衛的東西，但它並不是一開始就很容易能夠做出的選擇。對於公開源代碼也是如此。你不得不做出決定，你要公開源代碼。最開始這是一個很難采取的姿態，但是實際上最終創造了更強的穩定性。
想想政治。
如果將那些反對公開源代碼的邏輯應用於政治中，則我們將總是會采取一黨統治。顯然，一黨統治遠遠比我們現在的多黨制更為簡單，而後者是世界大多數國家所實行的公開政治體系。在一黨制的情況下，你根本不用擔心與其他人保持一致的問題，因為人們必須保持一致。如此推理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政府太重要了，以至於沒有必要把精力浪費在妥協和開放上。不知道為什麼將這一原理應用於政治與政府時，人們看出了其中謬誤，然而應用於時卻看不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商業中開放會使人感到不安。
公司為了阻止公開技術而提出的廉潔是令人信服的。“生意可不是那樣做成的”，管理者會如是說。公開技術感到害怕。人們懼怕變化，部分地是因為他們並不知道最終的結果會如何。通過維持現狀，公司可以就其何去何從做出更好的判斷，而有時候那比獲取巨大成功還重要。正是這些公司，他們需要的是可以預料的成功，而不是不可預料的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成功。
對於一個公司而言，將現存的產品變成公開源代碼產品並不很容易，其中存在著大量棘手的問題。首先，經歷了數月或數年的過程，它才開發了該產品，公司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內部知識。這類內部知識產權是公司的支柱。組織並不願意放棄其賴以生存的知識產權，但也正是這一內部知識的存在，給外來者們設立了障礙。這種障礙打擊了他們參與進來的積極性。
然而我已經看到了不少公司從封閉轉變到開放。其中的一個故事便是Wapit公司。它是一家為各種交互式設備設立服務並提供基礎設備支持的芬蘭公司。這一項目涉及公司的牆壁電話式網絡服務器。對於他們而言，開放他們的軟件的源代碼的決策是具有最完美的意義的決策。他們想建立自己的服務業務，但他們首先必須建立自己的基礎設施，那就需要編寫大量的軟件。這必然是很不妙的。因此他們不是把讓別人獲得他們的知識產權視為一種決策，而是以這種方式來看待這一問題：編寫軟件花費了大量的工程師的時間，但它卻並不是從公司固有的資源中創立的某種有價值的東西。
有些事是按照Wapit公司的意願來進行的。首先，它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其次，公開源代碼的決定是在公司建立早期階段就已經做出了的。管理部門推理認為，它擁有內部資源來開發產品，但它希望更進一步開發出比原有內部資源更多的東西。這也決定了公開源代碼是將工作分析程序更進一步作為其他人從事工作的標准的一種更強大的方式。
在這場博弈的早期階段，公司曾向我征求意見。我告訴他們需要克服在內部作出決策的沖動。我建議如果他們開會來商量決策的話，那些會議不應對外封閉。將決策過程維持在公司內部，他們將會冒把公司與外部世界孤立起來的危險。那些公司外部的人們將難以穿越公司的網絡。那是一個公司環境的建立和維持公開源代碼項目的主要問題。對於公開源代碼，光嘴上說說很容易的。它可能會在無意識中墮落為一個兩層社會：“我們”與“他們”。大量的決策是以一種簡單的方式來進行的——坐在餐廳桌上討論選擇余地或設計一次市場調查，而不是將討論對外部開放。外部的那些有著很好的意見的人們從根本上被這一事實所否定了，即決策已經在公司的餐廳裡決定了。
這也是當時困擾著網景公司的其中一個問題。那是在緊接著1998年春天，公司一個非常具有先兆性的開放其下一代網絡浏覽器源代碼（被稱為Mozilla）的幾個月時間。公司真正實現其開放源代碼的承諾是花了很長時間的。這變成了網景內部人的陣營，這些人並不接受外來的小補丁程序。公司裡每個人都彼此認識。而且，即使他們不是實際圍坐在咖啡廳裡進行決策的話，那也會是在一個讓內部人感覺彼此靠得很近的虛擬的咖啡廳裡。結果，不但外界沒有把網景的某商業項目開放代碼視為第一次偉大的經歷，反面產生了負面的新聞報道。當有關其內部決策的消極的話傳出去時，網景公司再也無法熟視無睹了，於是他們將源代碼向外部人員開放了。現在，這一項目看來更具有活力。
Sun系統公司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試圖將公開源代碼一事提上議事日程。
當人們第一次聽說開放某一現存的商業項目的可能性時，他們趨向於提出同樣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公司內部人員將如何看待從事一項外部人員的生產工作的可能性，而這一由外部人員所從事的生產工作比他們自己的工作做得還好，而且外部世界也能看到這一點。我以為他們應該對此感覺良好，因為他們即使不用做大多數工作也依然能夠獲得報酬。就這一點而言，公開源代碼——或公開任何這類事情——對他們來說是無可原諒的，它顯示出了誰能將工作完成，誰能做得更好。你無法向管理者隱瞞你的無能。
公開源代碼是利用外部資源的最佳方式，然而你依然需要有人在公司內部工作，以便追蹤公司的需求。這個人甚至可以不是項目的領導者。事實上，如果外部的某個人來無償地代替這一職責的話，對於公司而言可能是有好處的。如果外部的某個人做得更好，那自然是好事。但問題在於，外部人員也可能將項目引導入一個並不滿足公司要求的方向。因此公司自己來負責需求。項目的開放使公司有可能縮減自己的資源，但那並不意味著它沒有本地資源可以利用。項目可能擴展到比它自己單一一個公司時更大的程序。外部資源使得公司成為一個更加便宜、更加完善和更加平衡的系統。當然還存在著另外一方面問題：這一系統不再僅僅將公司需求考慮進去，它實際上還考慮了顧客的需求。
可能在整個過程中最令人感到煩惱的是放棄了自己的控制，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即外部可能實際上做得更好。
另一個困難是在公司內部找到一個強有力的技術領導。必須是這樣一個人，即每個人都在兩個層面上相信他——技術層面與政治層面。這個人必須是這樣一個人，即他能夠認識到這一事實，項目從一開始就有可能會失敗。這一領導不是試圖隱瞞這類問題，恰恰相反，他必須能夠說服每一個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返回去開始，這意味著極大的麻煩。這並不是人們想聽到的信息。然而，它來自於一個受人尊敬的人之口，它將是人們願意接受的信息。
考慮到辦公室政治的特點和公司典型的運作方式，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相當強的人格魅力的人。
技術領導人應該是喜歡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工作並且沒有偏袒之心的一個人。我並不想使用“聯絡”這個字眼，因為那意味著存在兩個不同的陣營——內部陣營和外部陣營。那並不是應有的方式。這一技術領導人從開放源代碼的公司獲得。他知道，任何其他人也都知道，他並不是按照公司相應的職位來獲得報酬，他是因為做項目而獲得報酬。將這一領導與公司太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是很危險的。人們可能相信他或她的技術能力，但未必相信其非技術方面的判斷。
公司內部是否有人可以充當外交官？
這就像是說“給我找一個誠實的人”。
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數年間，我竭力試圖避免與生產linux產品公司有瓜葛。我信任我自己（嗯，我確實信任我自己）。但那還不夠，我還得向所有其他人清楚地表明，我實際上是值得依賴的。這一點變得越來越關鍵了，因為現在錢財正在成為現實。周圍有如此多的錢財滾滾而來，人們開始質疑你的動機了。對於我而言，我一直被認為是中立者這一點對我是有利的。你可能無法想象對我來說維持這一中性立場有多麼重要。它使我坐立不安。
好了，你是對的，我應該停止鼓吹。
公開源代碼並不是對於每個人、每個項目或者每個公司都適用的。但是，人們對於linux的成功觀察得越多，他們就越能夠意識到，這並不是一個喜歡空想而又無知的高中生的激昂演說。
開放一切事物，就會產生各種可能性。
五年前，一位記者曾經就公開源代碼的問題對我提問。自那以後，我就一直在談論公開源代碼。過去你不得不解釋，並要解釋清楚其重要意義是什麼。坦白地說，這就像是一次無窮無盡的艱苦跋涉。像是在泥潭中跋涉。
現在人們理解了。
5、名聲與財富
“名聲對你有何負擔？”這是一些人會問起我的。我告訴你們，所謂的“負擔”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負擔。出名是很有趣的，對此，那些不以為然的出名人士則是盡量感覺良好，使沒有出名的普通人士覺得他們確實狀況良好。人們認為你對於自己的名聲會很謙恭，會抱怨著它如何毀壞了你的個人生活。
正視它吧，每個人都夢想出名，夢想富裕。
我知道我就是這樣的。當我是一個青少年時我就希望自己會成為一位著名的科學家。比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或許更出色一些。誰不是這樣想的呢？如果做不了科學家的話，那麼就去做一名賽車手，或者一名搖滾歌星。要不就去做特雷莎嬷嬷，或是美國總統。
實際上，達到自己既定的目標絕不是艱難無比的。是的，我可能成不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但是我覺得很舒坦。因為自己實際上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已經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為此而受到大家的認可，反而使整個事情變得更好。因此下次你聽到某人抱怨自己的名聲和財富時，你不用理他們。他們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這正是你所設想的。
因此所有這一切都很好？當然不是。
成為知名人士當然也有不好的一面。我走在大街上並沒有人會認為我（至少並不是很頻繁地被人認出），然而我所收到的大量的電子郵件裡會偶爾摻雜著幾封令人難以回答又不能不回答的郵件，比如某人要你給你所從未見過的他的父親寫悼詞的話，你又能說些什麼呢？對於那封電子郵件我從未回復，對此我現在依然覺得有些內疚。對於某些人來說，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對我而言這一切最終卻成了麻煩事情。
或者，如果有人要求你給某個會議定個基調，而你並沒有時間或者你並不願意這麼做的話，你又該如何告訴人家呢？你如何使人意識到你很久以前就已經通過電話留言收聽信息了，同時又不能表現出一副粗心的樣子？終究你會是什麼樣子呢？我最終並不能對每個問題都給予同樣的考慮。
當然，最終僅僅說個“不”字變得非常容易。或者忽略那些請求：我喜歡電子郵件的眾多理由之一是，它如此方便又如此容易被忽略——我每天都收到數百封電子郵件，再多一封又何妨？迄今為止，媒介其實不過是這樣一種東西，如果將其從人們周圍去掉的話，你就很少有足夠多的人使你因對他的忽視而感到內疚。這樣的事情確也發生（參見上文），不過並不是很頻繁罷了。而且甚至當你並沒有忽略他，而只在電子郵件上說了個“不”字時，那也比你在電話裡對某人說“不”字容易多了。
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人們對知名人士最終所擁有的期望過高。事實顯然是不可能真正達到所有期望的。這部分地也是使得寫這本書成為一種非常令人頭疼的經歷——試著寫一本比較個人化的書，而同時又不希望讓那些指望從書中讀到一些新東西的人們感到失望。
有些人的期望完全是愚蠢的。我經常會有這樣一種感覺，一些人期望我成為當代的僧侶孤獨地過著一種節儉的生活。所有這些僅僅因為我認為使linux成為開放式的體系可以在互聯網上自由獲得是一個好主意，也因為我對於軟件的使用沒有采取傳統的商業方式。我不得不說，我是自覺那樣做的。而且對於以下事實也是相當坦然的：我實際上是喜歡花錢的，我最終升級了我那輛老龐帝亞克汽車以便獲得更有趣的東西。
那輛龐帝亞克汽車沒有任何問題，它是一輛好車，它也可能是全美國最為普通的汽車，一些記者們覺得這一點是很有趣的，我居然會有一輛如此使人難堪的普通汽車。天哪，它甚至不是一輛日本汽車！
如果我承認我花了數個小時為我的下一輛汽車——一輛很不實用的寶馬Z3的恰當顏色而苦思冥想時，人們會失去所有對我的尊重嗎？記住，我這麼做“僅僅是為了樂趣”。那輛汽車如果不是為了樂趣的話，的確是完全無用的。
但這就是我的喜歡的方式。
這於是在“名聲的負擔”之後提出了第二個問題：“成功是否會毀掉李納斯？或者linux？”我是不是會變成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被別人寵壞了的壞小子？我寫的有關自己的書僅僅是因為我喜歡看到自己的名字變成鉛字，因為它的版稅可以用來支付我新買的無用的汽車？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畢竟，如果一個人的生活哲學就是為了尋找樂趣，為了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增加財富和提高名聲，那你還能期待他怎麼樣呢？立刻成為一個慈善家？我想這是不可能的。將錢財捐入慈善事業這樣的念頭真的從未出現在我的頭腦中，直到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大衛實際上問起過我這個問題。我很茫然地看著他。“刮油脂”是當時我頭腦中想到的第一件事。很顯然，我並不是天生就有很強的財政責任能力的。
成功是否改變了我對事物的看法？確實如此。
關於李納斯本人的情形也同樣是對的。事情改變了，再聲稱事情沒變化並不能夠改變事實。linux已經不再是五年前的那場運動了，李納斯也不是那時候的李納斯了。使得我對於開發Linux有如此強烈興趣的部分原因正是由於這一事實，即Linux已經不是從前的Linux了，新問題總在不斷地出現。它們並不僅僅是技術問題，也有關於在成功面前Linux的全部意義是如此改變的問題。若非如此，生活將會變得很無聊。
因此我不是使用“毀掉”這個字眼，我便喜歡說成是商業成功已經使linux和我本人變得“不同”了。我無法定奪是否該用“成長”二字——我以為有了兩個孩子會或多或少使事情有些不同——但也僅僅是不同而已。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好了，然而也更加不純了。Linux過去僅僅是為技術人員所使用的，對於思維怪異者可謂是安全的天堂。一個純粹的堡壘，在那裡技術很重要，而在別處卻不然。
現如今的情形卻不再是如此了。linux依然有奮斗目標很強的技術背景，它擁有數以百萬計的用戶。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這麼一個事實，即你不得不更加小心地對待你所做的事情。時間的兼容性突然也成了一個因素——二十年後的某一天，也許會出現某個人，說：夠了就是夠了！於是開始開發他自己的操作系統，命名為“Fredix”或其他什麼，而不再有任何歷史包袱。那也正是應該如此的事情。
然而使我感到無比自豪的是，即使當“Fredix”出現了，事情也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樣。不說別的，linux所做的事情是讓人們意識到了一種新的做事方法，意識到了公開源代碼實際上是使得人們能夠在別人的基礎上從事自己的開發。公開源代碼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時間，但Linux所做的一切是將這一思想深入到公眾的意識中去。因此，當“Fredix”出現時，它沒必要再從零開始起步。
因此，世界已經變得更好一點了。
幾乎是在我們開始撰寫這本書的一年後，李納斯和我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去了賽車場和球場，這個地方我們曾經在數月前相互比賽過。這一次，李納斯在兩項運動上都使我一敗塗地：他車開得快，擊球也遠比我漂亮。後來，在一家土耳其餐館吃飯時，我將自己糟糕的表現歸因於一個非常令人沮喪的工作日。他看著我，說：
“你還得再堅持三個月。”
“為什麼？”
“那不正是你獲得第一批優先認股權需要的時間麼？”
我之所以提及這一段，是因為我們在上一次賽車球比賽的前一天晚上，李納斯承認由於他的記憶力很差，他不得不經常讓塔芙提醒他一些電話號碼。突然之間，他現在能夠記住某人的授權安排了，能夠輕易地說出當我第一次告訴他這事的時候他在什麼地方。一年以前，他似乎是喜歡作為一個心不在焉的教授這一角色的，對於任何沒有字符理論或者他最初的計算機內存等重要的事情的細節不再細究。現在，他卻令人難以置信地開始注意這些細節了。
退回到一月份，一天我們坐在我那破舊而溫熱的浴盆裡，我開玩笑地提起，Marin鎮的歷史委員會一再要求我將這個浴盆捐給他們的博物館。八月份，他偶然說，“嗨，你打算什麼時候捐獻你的熱水浴盆？”他並不需要借助於電子設備來提醒他某位客人的來訪日期，他已經深入了解了朋友和共事者的個人細節，並且是以一種似乎不同於一年前的方式來進行的。事實上，他甚至知道我的朋友和共事者們的進展情況。而且，他為一個在寫書問題上對我一張口就說“事實上，我不記得多少有關童年的事情了”的家伙來說，他似乎突然用魔法招回了記憶：“我是否曾經告訴過你，當我母親要我去向我祖母再要一百芬蘭馬克以便可以購買我的第一塊手表時，我有多麼難堪嗎？”
很清楚的是，這一年在李納斯生命中是一個重要的年份。他已經改變了方式。去年十一月間，我們帶著李納斯全家驅車前往洛杉矶，就是在旅途上為本書的“生命的意義”章節作一個開場白那次，部分的原因是接受了芬蘭駐洛杉矶總領事館的邀請，去那裡參觀並住一晚上。啟程前，李納斯在聖克拉拉一家超市的餐酒櫃台前經過時，他的目光有些遲滯。“幫我挑一瓶餐酒作為禮物吧，”他說，“我對於餐酒可是一竅不能。”十個月以後，在酒窖灣一家旅館的小酒吧裡，他知道我們應該挑選兩瓶相似的蘇維昂紅酒中的哪一瓶，然後一邊看著室內的武打電影一邊品酒。我看見他甚至在喝酒前還轉動著酒杯觀察酒質。
接著來說說鍛煉的問題。我第一次去李納斯家裡做客時，他似乎對於自己的身體和形體狀況采取了一種怪異的騎士般的態度，一種“我的身體僅僅是在將我的輝煌思想四處散布”的一種哲學態度。李納斯甚至以自己從未進行過鍛煉而感到自豪。塔芙則顯然不是這麼認為的。她的空手道獎品擺了滿滿一書櫃，她的增氧健身法錄像帶經常在電視裡播放。看來這也是他們之間的爭論焦點之一。“也許五年以後某個醫生會告訴我必須減肥或者其他什麼的。”那時候李納斯是這麼說的。
我喜歡鍛煉，認為它應該是我們外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想介紹他去沖浪，但這也只有在開始了搖擺木板的訓練之後才有意義。五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們驅車前往半月灣，租了緊身潛水衣和沖浪板，李納斯一想到要在寒冷的太平洋海水中跋涉就趕緊將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甚至在緊身衣的裡面還穿了不少衣服。但是數分鐘以後，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他高興地在波浪中沖擊。“真的是很棒。”他興奮地說，就像一個五歲的孩子一樣，猛地拍了我五巴掌。當然，也許十五分鐘以後他會小腿抽筋的——因為他太久沒有運動了，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他就不得不停止了。他抽筋的時候，只好坐在海灘白色的浪花之上，顯然無法站立起來。浪花一次又一次地沖刷著他。當時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媽的，如果由於我這家伙出什麼事的話，將會有上百萬的電腦呆子們來找我的麻煩。”
他期望我們在本書的准備階段可以做的一切事情：打網球，游泳比賽，在大美洲公園裡進行各種恐怖的娛樂，打高爾夫球。甚至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在他看來，我給他安排的任何活動都比他坐下來對著我的磁帶錄音機說話要有趣得多。泥巴浴、在塔瑪佩斯山中步行、打撞球，無論什麼都行。“我可以經常打打網球。”他說，當時他在我家附近的球場上和我剛打完網球，正大汗淋漓。那次他不僅借了球拍還借了鞋。後來，他買了雙新鞋放在汽車的後備箱裡，以備哪天打球時隨時有鞋穿。
6、生活的意義
你是否曾經在一個溫暖的夏夜裡仰面朝天，瞭望星空，認真地思考你為什麼會在這裡？你自己又身在何處？你打算在你的生命旅途中做些什麼？
是的，其實我自己也未曾如此思索過。
然而我卻最終有了一套關於生命、宇宙和一切事物的理論。
或者至少其子集可以稱之為“生命”理論。在本書的序言裡，我已經向介紹過了這一理論。因為至此已經離題有一段時間了，所以我想還是由我自己來再做些解釋吧。
我的理論並非是起始於某個明朗夜空中的星夜，沉浸於對浩瀚星空的感歎，它產生於我為一次演講所做的准備，當你因為某種事情而聞名時，人們就假定你是可以依賴的，假定你能夠對於數百萬年以來一直困惑著人類的並不相關的知識產生深刻的洞察力。他們想要你在一群完全陌生的人面前共享你的這些洞察力。
不，這並沒有太多的意義。我進入了linux世界是因為我是一個劃類，而不是因為我善於公共場合的表現，更不用說進行嚴肅的哲學討論了。但是生命中有幾件事會如此有意義，因此我並沒有什麼可抱怨的。
返回到我們剛才的話題。
這一次，我收到邀請去加州大學伯克萊參加一個叫做“快觸網”（Webrush）活動。正常情況下對此我甚至是不會予以考慮的，然而這次的邀請是通過芬蘭駐美國領事館送過來的。作為一個愛國青年（或者至少對因為討厭冰雪而移居國外這事會感到一絲內疚），於是我便愚蠢地說道，“好吧，我會參加的”。
顯然沒有任何人期望我會談論生命的意義這一話題，首先我自己是最不願意的人。然而這個活動是關於網絡化社會的，我去那裡是作為網絡人，還有芬蘭的代表。由於諾基亞公司的緣故（任何一個芬蘭人都會告訴你諾基亞是世界上最大、最好和最漂亮的公司），芬蘭正以一種規模巨大的方式進入信息社會，“網絡化的社會”正是它的狀況。我們已經討論了在芬蘭移動電話甚至比人還多，目前的研究是找到合適的辦法在人出生時就將手機用外科手術移植進去。
因此我就坐在家裡，琢磨著關於通訊我該說些什麼。哦，我忘了提及當時在座的其他人大多數是談論技術的哲學家們。畢竟，這是在伯克萊。在伯克萊，他們非常看重兩件事情：伯克萊的政治學和伯克萊的哲學。
因此真是糟糕。如果他們要哲學家們來談論技術的話，那為什麼不讓一個像我這樣的技術專家來談論哲學？沒有人有理由責怪我沒有參加他們的狂歡。他們也許會認為我極其愚蠢（嗨，他們可能真的會這樣做），但我是膽小鬼嗎？
這個另類並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