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聲明：作者文責自負，僅借媒體發表，望不要為難他們。
一. 中國IT業界的第一次“焦點訪談”
二. 騎自行車的人
三． 要決策權，爭合理報酬
四. “沒有褲子穿也要搞原子彈”
五．未結束的結束
一. 中國IT業界的第一次“焦點訪談”
1月3日，新千年的第一個工作日，《計算機世界》以蔣勝藍采寫的一組專題報道《聯想與計算所的“婚變”》給我們送來了中國IT業界的第一次“焦點訪談”。這是春天的足音。筆者立即給他們發去了下面的祝賀與感謝的電子郵件：
“在新千年的第三天，你們就推出了‘聯想與計算所’的專題，非常出色。我以一個業余同行的身份祝賀你們。
你們的‘聯想與計算所’專題，討論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並且挖掘到其本質的深度，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促使大家主動面對它們。（希望）這對業界與整個中國的改革會起到正面的作用。當然，這也是你們的敏感性、責任感、使命感和市場運作成功的表現。……
望能更多地見到這種有深度，敢說話的好專題。”
然而，正如北京業界的一位同行第二天告知我的：“敢說話”是要有代價的。
當時有消息說，聯想可能撤消在《計算機世界》上當期的廣告，並傳說要無限期停發在《計算機世界》上的廣告。但據最新消息，通過多天談判之後，事情已平息。
“拍馬屁的時候大家爭先恐後，真有了事情，竟然沒有一家傳媒對此稍加涉及！”
希望我們的媒體不要被這位讀者的質問所言中。在專業的廣度與深度之外，媒體必須首先要成為業界的良心，代表民族與祖國，作為真理與正義的喉舌。
是的，“客戶是上帝”。但，媒界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行業，它面對兩類客戶：社會業界讀者和廣告客商。要擺正媒體自己的位置及處理好與這兩類客戶的關系，需要一種綜合考慮正義、原則、和商業利益的勇氣與能力。注意，贏得讀者與贏得廣告客商都關系到一個媒體的成功與商業利益，然而兩者卻不是永遠一致的。也正因為這種挑戰性，媒體工作向許多有修養和才智的人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舞台。
對於專題發表後會產生的壓力，《計算機世界》似是有所准備的，他們把專題報道組成員列了出來。這種總編、副總編敢於承擔壓力的精神，實為可嘉。
《計算機世界》是一個有原則性，有正義感，有使命感的媒體。例如，在報道產品評比結果時，排名落後的一間公司以要撤走廣告來威脅，要求他們隱去該公司的名字，他們也不為所動。另外，雖然媒體間存在相互競爭，但當其他媒體登載對產業界有重要意義的內容和舉辦有關活動時，他們都發了消息。他們有比“企業就是追求利潤”更高的原則，《計算機世界》不是一份散發著銅臭味的報紙。
這次的專題，也絕不是《計算機世界》的偶發奇想。
二. 騎自行車的人
倪光南與柳傳志，聯想與計算所，在下面的討論中，已失去了他（它）們的個體性，他（它）們已升華為某個類的代表，他（它）們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也已升華為產業界改革中的現象。討論這些類型和現象，拋棄其個別性與偶然性，將會更有助於我們明白事物的本質，並從中汲取有益的教訓，引起更深的思考與探索。
兩個朋友甲和乙，一起學會了駕駛汽車。下一步該干什麼呢？甲說：“應該去學開飛機。”乙說：“看距離太遠的東西，不是那麼清晰和好把握。我看還是騎自行車實在些。”
世界上存在的東西，總有其產生的根源。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有各種交通工具並存的原因。
在“漢卡”之後，柳傳志提出聯想做PC裝配，改“技、工、貿”為“貿、工、技”，有它的道理，“企業就是要有利潤”。也因此，一個記者在采訪柳總時非常贊歎地寫道：“……而偏偏是聯想超過了一些以技術為先導的企業……”。
今天，聯想做成了ＩＴ業界“貿、工”的第一大企業，是一大成就，起碼，這部分的營業額及就業機會是由我們的一個民族企業來掌握。不無遺憾的是，據說聯想的利潤只有3%，絕大部分的利潤是外國的元部件供應商及微軟這樣的軟件商拿走了。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希望中國發展起來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希望中國人用PC，希望中國人上網購物。但他們更希望中國就停留在這種大市場狀態，努力阻止中國成長為他們的競爭對手。所有的技術封鎖都是服務於這個目的。他們萬分歡迎“裝配生存”的中國ＩＴ企業。
然而，倪光南總工當時提出要在中國率先進入ASIC設計的領域，更有他的道理，也符合倪光南之所以是倪光南。如果單單遵從“打工就是要有高收入”的想法，倪總工也許就不會放棄國外的高薪工作機會。他是希望為祖國和人民作出一點特殊的貢獻。他具有可貴的挑戰的精神。同時，倪總工也知道，國外已有不少成功的ASIC設計公司，而中國迫切需要發展出自己的IC設計能力，否則我們就永遠落後，永遠在低端市場替別人推銷和裝配產品。做ASIC設計會有長遠的，高比率的利潤，這同時也是倪總工的市場意識。
按照報道，1994年倪光南提出要做ASIC專用芯片設計，組織一個研發中心，工作方式是將中科院計算所一些在國外留學做ASIC的學生召回國，每人年薪十萬美元，跟國內的人一起做，柳傳志提出了幾個問題，一是沒有一個稱職的管理整個研發過程的人，二是沒有市場，三是美國回來的人工資高，國內的人工資低，文化上如何兼容。這三點都沒有一個好的解決方案，倪光南的提案被否決了。
魯迅先生說過：地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走現成的路是絕不需要開拓者精神的。
最近，在美國硅谷廣為發行的“電子時代周刊”報道了中國在提高IC設計能力方面所作的努力和進展，報道了外國廠商如何進入這個領域，也報道了信息產業部副部長曲維枝作為政府高層決策人員首次參加了ICCAD會議。
然而，到了這個時候，談論進入ASIC-IC設計的領域，已經不需要有理想與遠見了。
如果我們早點有自己的ASIC設計，今天，計算機外圍元部件、VCD、DVD、和信息家電的許多芯片可能就會不完全被外國控制；同時，柳總也許就不需要在去年3月親自去深圳為“維納斯”機頂盒捧場，以致被責為“蓋茨的雇傭軍”。歷史總是這麼愛捉弄人。
三． 要決策權，爭合理報酬
在美國，在硅谷，創業者之間對公司的將來發展方向產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及發生爭論，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但是，企業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大家遵守一定的游戲規則。董事會中的投票可作為最終的裁定。
舉個簡單化了的例子來說——
甲與乙決定成立一間公司去開發一種新產品。甲比較懂管理及市場，乙則擁有這種新產品的創意與核心技術。他們寫出了一個商業計劃去找到風險投資者丙。最後的公司組成辦法如下：
1.公司一共發行400萬股票。其中100萬股為優先股，300萬為普通股。（優先股沒有投票權。但一旦公司破產，優先股持有者將優先獲得補償，然後是債權人，再後才是普通股。）
2.優先股股價為每股一元，普通股股價為每股一分。普通股每股代表一股的投票權。
3.甲分配認購到100萬普通股，乙分配認購到120萬普通股，丙分配認購到100優先股及30萬普通股，70萬普通股留作分配給其他員工認購。
4.結果是，甲投入10000元，有100萬股的投票權；乙投入12000元，有120萬股的投票權；丙投入100萬零3000元，有30萬股的投票權。（在這個例子中，如果丙中立的話，乙比甲有更大的決策權。而其他員工認購的70萬普通股，也將有其巨大的影響力。）
5.甲的工資是每年10萬，乙的工資是每年12萬。丙不參加公司日常運作，不領工資。
於是，投入、責任、報酬、與決策權都有了規則。大家遵守就是了。
下面是《北京晚報》去年9月2日，也就是宣布倪光南被聯想徹底解聘的當日所刊登的，馬佳、辛宏的文章“聯想高層變動，倪光南被解聘”中的一段：
先看一段有關當年聯想創業的報道：
“1984年11月1日，中科院計算所高級工程師王樹和、柳傳志、張祖祥等11人創辦計算所公司（聯想前身）之初，對公司何去何從，一籌莫展。一天夜深人靜，王樹和與柳傳志相約回家，一路上兩人絞盡腦汁，苦想出路，終於想出一線生機：“開發銷售倪光南的聯想式漢卡！”為了這個創意兩人竟從前一天夜裡至第二天凌晨相送回家，送來送去上演了一出現代“十八相送”。
次日清晨，王、柳興沖沖找到張祖祥。張也說想出了一個辦法。柳說：“大家都別說，咱們模仿三國孔明、周瑜、魯肅在手掌心對‘火’字的辦法，各自寫一張紙條。”3張紙條同時打開，分別寫的都是“倪光南”！“倪光南”！“倪光南”！
剛剛辭去加拿大重金挽留、訪問講學回國的計算所研究員倪光南當時已經是第一流的計算機專家，在中科院和電子街呼聲甚高，多少已是名牌的公司高薪相聘，均被謝絕，肯來這剛剛起步的小公司嗎？於是3人專程親往倪光南的“南陽臥龍崗草廬”，誠懇請倪出山。不料倪先生是一位不僅有愛國之心、報國之志，而且具有強烈的改革意識和市場觀念的科學家，除了提出“不做官、不接待記者、不赴宴會”的條件外，一口允諾出任公司總工程師。
此後的3年內，以倪光南為主連續研制出8種型號的“聯想漢卡”，更新了3個版本，形成了一套功能齊全的“ 聯想式漢字系統”。（《北京晚報》文章引文，完。）
如果，僅僅是“如果”。如果當年被請出山時，倪光南考慮到將來自己要對公司的決策有較大的權力的話，如果當年也有股份制的話，他會提出要多少股權呢？而差不多一夜沒睡的王樹和、柳傳志以及找到了救星的張祖祥，又會不會答應倪總工的要求呢？如果倪總工得到了決策權，1994年被解除職務的又會是誰呢？
今天想一想這些“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不是為了好玩，而是為了從中汲取教訓，讓大家認識到股權與決策權及報酬的關系，指導新公司的組建。
然而，不幸的是，作為先吃螃蟹者，倪光南在進入聯想（的前身）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建立起來了的體制，而且直至今天也還未有這麼一個體制去保障創業者的報酬及創業者在企業決策上的權力有多大。
在這個時刻，如果倪光南是身處美國硅谷，至少他能離開聯想，找一個志同道合的創業管理者。以自己十年來的創業成功的股票的收入，再加上風險投資的加入，來實現他更遠大的理想。
然而，改革還沒發展到使這一切條件都具備的程度，倪總工無法另外創業，他沒有資本，他沒有股票可賣，沒法取得風險投資，也不能以股權來吸引共同創業者。因此，他就被養在那裡，度過了四年，無大作為，直到股份改革前夕被徹底“解聘”。
誰能說，這“解聘”不是對雙方的一種“解放”。
當然，這種在股份改革的前夕，徹底“解聘”倪光南，並以董事會的名義剝奪他按理應得的創業股份的行為，將成為中國IT業界的一件改革開放中新產生的典型案例。整個業界和社會都會充分注視並加以探討其合法性的。因此，這絕不是一件“巳經定下來，並且已經過去了的事”。
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些人羞於談應該得到的權利與報酬。從倪光南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有時候，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理應得到的權力和經濟收入，往往也直接影響到創業者實現理想的可能性。這也就是業界從這事件中可以得到的一個收獲。
因此，在共同創業開始以前，必須把一切先訂個清楚。在這改革開放的時代，大家都在蛻變。規則清楚了，會減少很多誘變因素，也許大家能更專心地做事，少點見利忘義。
在美國，蘋果電腦公司的創始人斯蒂夫．喬布斯曾被董事會剝奪管理權，因而自己離開公司而另外創業；微軟的保羅．艾倫也離開了他參與建立起來的帝國。然而，他們過去的工作成果的報酬都在規則之下得到了保護。剝奪一個主要創業者的股權，也算得上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事物。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被“徹底解聘”之後，倪光南向聯想董事會寫出了：“請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恐怕這算是一個公平的、最低的要求吧。
如果讀者有足夠的構想力，不難想象出1984年王、柳、張3人到倪光南家請他出山時各人的臉相。再迅速把鏡頭拉到1999年9月1日，徹底解聘倪光南時，各人臉相又如何呢？誰能預料得到呢？又有誰會相信呢？
高爾基講過這麼一句話：“如果你可以把一個人20年後的照片給他看的話，往往能把他嚇得往後跳。啊，年青人，請小心地保護你心中的美德！”
四. “沒有褲子穿也要搞原子彈”
20世紀60年代初，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帝國主義的記者提出侮辱和挑釁性的問題：“中國是否因為搞原子彈，人民窮得一家合穿一條褲子了？”我們已故的外長陳毅元帥在回答時，堅定地說：“沒有褲子穿，我們也要搞原子彈！”
今天，我們仍然缺少不了“兩彈一星”的精神。單單靠“貿、工、技”的話，我們還得准備讓別人多炸一些大使館。
忘記了是否從安徒生的童話中，還是從伊索或克雷洛夫的寓言中，我讀到過這麼一個故事：
一個山民有一只好母雞，它天天下蛋。有一天，山民得到了一只雛鷹。考慮到母雞的傑出表現，於是他把雛鷹交給母雞去調教。“咯、咯、咯，這樣找蟲子，……，咯、咯、咯，這樣蹲窩生蛋。”母雞知道重任在身，它全力以赴。然而，鷹總是努力要沖上藍天，它希望成為一只獵鷹，捕捉地上的猛獸。
國家要慎重計劃和管理戰略性、基礎性、前瞻性的研究。
五．未結束的結束
拜托互聯網，在發出此稿之前，我讀到了《北京晨報》記者劉書的最新消息：“中科院和聯想集團否認‘痛苦的裂變’說法”。
對於是否有裂變，思想靈魂上的實質裂變還是組織上的裂變，是否應該有裂變，這一系列問題，業界與媒體應該繼續深入探討下去。“天要下雨”，否認，也還是免不了要被淋。
中科院副院長嚴義埙指責蔣勝藍的報道“對中國的科技企業家進行中傷，這無異於對科學家和企業家關系的挑撥。”
筆者倒是想知道，蔣勝藍在1995年聯想解除倪光南總工職務，以及1999年9月1日聯想徹底解聘倪光南及剝奪他應得的股權事件中，是否扮演了什麼挑撥的角色。
蔣勝藍的文章，舉出了不少事實，筆者是相信的。
有人提出，要“持平而看、持平而寫、持平而論”，不要“筆端常帶感情，‘旗幟鮮明’”。
世界上那麼多不平之事，糟糕的是缺乏人去一針見血地指出來。只要有 生命，就有情緒、就有感情。
謝謝你，蔣勝藍。
雖非神雕，也就留下大雁的幾聲不平之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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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參見：Chinabyte-硅谷寄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