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販賣大麻或海洛因，被逮住後會被關進監獄甚至處死。如果我販賣盜版產品，能獲得更大的利潤，卻什麼事都沒有
“在菲律賓，50個警察在這邊射擊，盜版分子在另一邊用槍反擊；在印度，我們兩名員工被貪污的警察關進了監獄，長達3年我們沒法把他們救出來，因為警察貪污了；在馬來西亞，盜版團伙的人在街上用槍襲擊一名警察，結果子彈掠過警察，擊中了一名在餐館裡吃晚飯的人。”美國電影協會駐北京首席代表戴馬克說。
戴馬克是一個光頭，他身形消瘦，每當談起“利益數以十億計”的盜版，臉上的笑容就會蕩然無存。“他們是很危險的犯罪分子。”戴馬克反復強調這句話。
在戴馬克眼裡，打擊盜版不是一份朝九晚五的辦公室工作，而是“非常非常危險的行業”：“有人因反盜版而遇害。兩年前，我們在馬來西亞的一位員工，獨自外出工作，在她的住所，汽車被砸，電腦被偷走，女傭人因為被誤認是她而遭到毆打。在泰國，我們的員工走在街上，罪犯從背後襲擊，他在醫院待了兩個星期……在有些國家，罪犯會被……槍斃。”戴馬克能聽懂的中文不多，能說的就更有限了，但“槍斃”二字，他用的是字正腔圓的普通話，邊說還邊用手比劃出手槍的樣子。
“如果我販賣大麻或海洛因，被逮住後會被關進監獄甚至處死。如果我販賣盜版產品，能獲得更大的利潤，卻什麼事都沒有。販毒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因此政府會介入。但如果我是犯罪分子，我知道販賣盜版能賺更多錢，卻不會入獄，我會停止販毒，開始賣盜版。”戴馬克的觀點是，盜版應該被歸入刑事犯罪，並且應該把盜版者“都關進監獄”——在他看來，盜版者們之所以沒全在監獄裡，那是因為很多國家“有很高層的勢力保護他們”：“在馬來西亞有，很高層；在泰國，很高層……在菲律賓，警察高層卷入了盜版，他們自上而下地保護盜版分子。”
雖然美國電影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是全世界盜版率最高的國家，但戴馬克依然承認，在中國沒有這些危險的罪案發生，因為“犯罪分子們很聰明，他們知道，如果他們膽敢這麼猖狂，政府會摧毀他們”。
目前，美國電影協會在中國的主要工作是與政府部門合作，對相關行業施加影響力；進行市場調查，追查跟盜版有關的具體地址。
對這種工作，美國電影協會高級副總裁艾理善並不陌生，加入協會之前，他是律師，更早之前他還當過便衣警察，像偵探一樣追查國際詐騙案，他有段時間曾為港督彭定康工作。對他而言，目前這份工作，“集合了警察的工作、律師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
艾理善是一個文質彬彬的中年人，他每次來中國，都會提著公文包，親身暗訪當地城市的音像店，看看又有哪些店在賣盜版碟，然後悄悄記下店名，有時候也掏出相機偷偷拍照留作證據：“我們會追查出盜版目標的具體地址，與各個國家的政府調查人員合作，幫助他們更有效率地工作。”
廣州市文化市場綜合行政執法總隊會根據美國人提供的“情報”出擊，但更多時候依靠的是自己的線索。對這些以查繳盜版為工作的人而言，打擊盜版斗智多於斗勇。
“保護知識產權首先應該是民事的，但美國希望把反盜版變成刑事執法，因為他覺得民事既費時又費錢，刑事案件花錢少，訴訟快。但刑法不能包打天下。” 國家文化部文化市場司稽查盜版的負責人同意盜版危害大，但並不同意打擊盜版一定要動用刑事手段。
“可能會有些人不願意你收繳他的碟，但在音像店和地下加工廠，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暴力抗法的。”執法總隊的負責人自己經常去查盜版。7月27日，執法總隊聯合蘿崗區執法隊，在山下村一個農民出租屋裡，沒有受到任何阻撓，順利查到53萬張盜版光碟。他現在最大的難題是：音像店裡看不到盜版了，是不是音像店就不賣盜版了？
廣州市海珠區一家音像店，是美國電影協會點名指出正在販賣盜版的40多家店之一，執法總隊也接到過群眾舉報，說那裡有盜版賣。可無論執法隊員何時臨檢，看到的都是正版，店裡四周的牆壁敲上去也都是實心的：“我們觀察了很久，發現從廳的位置看，裡面應該是廁所，但廁所的空間又非常小，感覺有塊空間蒸發掉了。”最後他們發現，牆壁上有一個沒有接電線的插座：“插座就是門的開關，他們用水泥板鑲了一扇鋼門，非常隱蔽，我們在裡面查獲了3萬多張盜版音像制品。”像這樣的密室，他們一共查到了3個。
從國家版權局公布的數據來看，從1997年以來，全國版權部門查繳的盜版音像制品數量逐年增加；2005年知識產權專項行動年，全國共出動397萬人次，收繳各類違法音像制品1.6億多張；2001年至2005年，全國共查出盜版音像制品超過6億張。
11個部門打盜版
“以前盜版片子的字幕上幾種文字：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最近增加了韓文。” 文化市場司稽查盜版的負責人要熟悉盜版的各種變化。
一張盜版，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文化市場司稽查盜版的負責人簡單勾勒了一個盜版路線圖：
國外盜版影片的片源都來自國外，有的是拿攝像機攝錄，有的是盜版其他地區的光碟，還有的是直接從影院、片方那裡偷拷貝翻錄；片源做成母帶，以夾帶的方式進入中國。“現在母帶都不需要了，盜版商可以直接通過郵件、聊天系統把片源發過來。”
拿到片源之後，就送到地下復制廠，光碟做好之後就到了包裝廠，然後是貨運站，再從貨運站分銷。
“盜版商一般是從中午12點開始收貨，二級盜版分銷商收貨完了之後，到夜裡12點左右下訂單，生產出來之後凌晨三四點運走。”——文化部下屬的文化市場司主要管理音像制品的批發、出租、零售、放映、進口，從市場角度出發，規范音像制品市場——他們只是全國10個打擊盜版的行政執法部門之一。
“涉及到電影方面的，國家有一個版權工作小組，國務院、公安部、文化部、廣電總局，版權局都管。社團有我們的電影版權保護協會。各地都有文化市場執法總隊，每個區有大隊，公安有刑事執法的。盜版是國際團伙，所以還需要跟各個國家有聯絡。”中國電影版權保護協會理事長朱永德說，簡而言之，就是文化部管音像制品；廣電總局管電影電視；各地有行政執法隊；版權局則管所有方面的版權。
中國電影版權保護協會是2005年8月成立的第11個部門，它被認為是第一個維護電影知識產權的非政府組織，主要職能是維權和訴訟。
盡管有這麼多力量參與反盜版，打擊盜版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根據美國電影協會公布的2005年調查數據：中國的盜版率為93%，其次為俄羅斯和泰國，分別是79%；盜版使中國2005年損失27億美元潛在收入。
“亞洲盜版的比例和范圍要比歐洲及北美的許多地區大得多，總體上對知識產權的尊重也不如那些地區徹底。”艾理善對亞洲盜版的批評從來都不輕。
與偵探出身的艾理善不同，朱永德是攝影師出身，他的履歷包括上影集團總裁、上海文廣集團副總裁、中國電影制片人協會理事長。2005年，中國版權保護協會成立，他擔任理事長，當時他62歲：“我歷來對版權工作就比較重視，當廠長以來就打過一些官司，但我們的官司，都是賠錢的官司。”
1997年，朱永德任中國電影制片人協會理事長，受北影、上影、長影等十家制片單位委托，將私自侵犯他們電影版權的天都代理中心、天津泰達音像發行公司告上法庭，“官司很大，央視都轉播了審判實況，但最後還是雷聲大、雨點小。”法院最後判罰賠給十家制片廠120萬元人民幣，折合到每部影片上的賠償，就是5萬，“算上取證、請律師、訴訟……告狀的反而還得賠錢。”
去年11月，中國版權保護協會打的第一場維權官司，又遭遇了尴尬。八一廠的電影《太行山上》被湖南一家電視台盜播，八一廠的要求是：立即停止播出，通過媒體公開道歉並消除影響和包賠經濟損失。“判罰之後賠了30萬元，給了湖南的發行公司20萬，他們很不滿意。盜播的電視台曾經找過這個發行公司，說如果私了就給15萬，八一廠和這家發行公司都不同意。官司判罰之後，發行公司雖然也得到了15萬，但比原來少了5萬而八一廠除去取證費、律師費、往返食宿費肯定也虧了。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沒有積極性的原因。”朱永德說。
盜版官司在中國“得不償失”，在美國更是無底洞，“在美國，影片必須先登記，不登記就不能提出經濟賠償要登記就要收費，每部幾百美金，在美國人看來不是很多，但是數量多了對我們也是負擔而要搞清楚影片有沒有被盜版，必須得請律師，這就是10萬美金左右，一旦要起訴成本就更高了。”朱永德說，他們已經了解到美國幾家電視台在盜播中國影片和電視劇，但取證和訴訟也不是一件簡單、便宜的事情。
“有些權利人因為遇過得不償失的維權經歷，不得不放棄主張自己的權利。”朱永德無奈地說，目前在中國，權利人維護自己權益的意識薄弱，沒有形成“以保護知識產權為榮，購買盜版制品為恥”的風氣。
對於美國電影協會公布的中國市場盜版總理和盜版率“是否達到美國人說的那麼高的比例，‘全世界排名第一’，還要依據科學的調查來確證。”朱永德說話十分謹慎，“首先要明確的是，對美國電影在中國被盜版的情況，或者中國電影在國內外被盜版的情況，我們並沒有進行過全面的調查和統計，也缺乏這方面的具體資料。常言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所以我們對於這些數據無法發表意見。”
沒有調查的原因是：調查需要專業知識進行科學分析，協會成立不到一年，沒有專業能力；請專業調查機構要花很多錢也沒有經濟實力。
7月，中國電影版權保護協會與美國電影協會達成初步意見，雙方將合作聘請專業的調查公司，對中國電影市場進行比較徹底的調查，拿出中美兩國都可以接受的調查數據。
用反盜版打開市場？
Y和C都曾有過多年“從業經驗”，為了不讓以前的經歷給今後的生活帶來影響，他們講述自己經歷的條件是不出現真實名字。他們以前的主顧裡，有不少是外國人，其中不乏在國際影壇上響當當的名字。
Y做了10多年盜版生意，從VCD做到DVD時代，在當地小有名氣，以貨多、價優、包退包換著稱，他的店搬到哪裡，客人就跟到哪裡。2003年，熟客帶了幾個外國人來店裡買碟：“那幾個外國人挑了好多碟，還讓我給他算便宜點，我越看他越眼熟。”他拿起剛剛到貨的法國影片《郁金香芳芳》，看看封套，驚得叫了出來：“他不就是演《郁金香芳芳》的嗎？”熟客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沖他“噓”了一聲——當時，《郁金香芳芳》在20部進口大片中爭取到一個席位，法國劇組正以頗整齊的陣容到中國各地巡回宣傳。
小C在這行更是出名，2002年昆汀•塔倫蒂諾到北京拍《殺死比爾》時，曾電召他上門服務。第一天，他背了300多張碟過去，塔倫蒂諾全要了，第二天他背了400多張去。小C只知道塔倫蒂諾是一個導演，並不知道他拍攝過什麼，所以他連《落水狗》、《低俗小說》一並帶了過去，“昆汀看了哈哈大笑，還展示給大家看。”
在Y和C經歷中，沒感覺到外國人和中國人在“覺悟”上的差別，惟一的差別是，外國人買起碟來更加大方。
所以，美國電影協會和中國版權保護協會都把進行反盜版觀念上的宣傳當成自己的主要工作。
中國電影版權保護協會成立以來，發表過中國電影界和中國電影人“保護電影版權宣言”；編寫印發了宣傳知識產權保護的小冊子；清理國產電影版權歸屬情況，編寫“中國電影版權歸屬情況全記錄”；監視、調查侵犯中國電影版權情況，協助權利人進行法律訴訟；目前已辦結的有3起，賠償金額超過100萬元；正在追查的還有若干起；還與美國電影協會簽署了《諒解備忘錄》——這些並不能讓美國滿意，他們看重的是關了多少家盜版音像店，增加了多少“市場准入”。
“盜版率是由於盜版存在，而失去的潛在市場。”艾理善所說的，轉化成口語，就是盜版有多少，正版就失去多少。
美國電影協會是如何具體計算中國的盜版率？
“中國目前有774條登記注冊的DVD／VCD生產線，按保守估計，以每條生產線350萬張光盤的產能計算，中國合法光盤復制企業每年總產能約為27億張。”774條登記注冊數，是美國電影協會從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得到的消息，“根據2003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2003年中國合法光盤銷售為3.5億張左右，僅占產能的17.7%。”所以美國電影協會推論，除開17.7%的合法光盤，中國這些DVD／VCD生產線，生產的全部是盜版。
這只是他們的推論之一，他們的另外一個推論，盜版損失是指“如果沒有盜版，消費者可能購買的正版電影數量”來計算的——他們默認，消費者的錢，如果沒有投入到幾元一張的盜版上，就一定會來買幾十元甚至幾百元的正版，沒有第三種中間狀態即不買。
美國電影協會的成員公司包括好萊塢最大的7家電影公司，這些公司彼此之間是激烈競爭的對手。艾理善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聽取每一家公司的意見，從中尋找共同點。“打擊盜版，所有公司都同意；促進國際市場加大准入程度，所有公司都同意。”艾理善歸納說。
“市場准入，如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是減少盜版的首要條件。”艾理善不像呂克貝松那樣不解，“國外新電影在影院發行的限制給了盜版一個暫時的市場壟斷。中國消費者希望看到聽說或讀過的新電影，卻沒法在中國影院上看到。等到這些電影合法發行的時候，盜版VCD、DVD已經將它們拒之門外。”
“我認為他們的說法是不負責任的。我們在加入WTO的時候，大家是達成了共識的，就是出於文化保護，我們明確每年進口20部分賬影片，我們在這方面至今沒有壓制或者減少。”中國電影局副局長張丕民，對於美國電影協會將盜版的原因歸結於市場准入，非常氣憤，並認為這是美國人的“一個陷阱”，這個陷阱，就是借盜版來打破中國對國產電影的保護。
“香港、台灣就是放開了引進限制，為什麼還是有盜版？”張丕民面對市場准入的質疑不是一天兩天了，“我們現階段大部分影院還是單廳影院，有效銀幕數不到3000塊，按美國影片強勢上映的時間一般在10到15天，有些會延續到20天，甚至一個月。我們有限的銀幕數決定了他們只用投入300到400個拷貝，就可以占據所有銀幕，我們國產片就失去了空間。在美國電影沖擊下，俄羅斯國產電影一度降到了5%，現在上升也不到20%，台灣放開進口影片，現在台灣電影年產量又是多少呢？”
“由於每年只能有20部國外影片在中國發行，分享影院收入，同時國外版權方和國內發行方(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都希望從極少的機會中獲得最大的收入，這20部通常選擇那些大片，中等投資影片或者B級影片根本不可能在中國影院發行。”艾理善沒有說出口的是，20部分賬大片，也不全是美國影片，其中有4部是非美國影片。
同樣保護國產電影的韓國，實行的是天數限制：影院每年必須上映國產電影滿73天，其他時間可自由引進、放映其他國家電影。這個73天也是今年2月剛剛從146天縮減的。
中國為什麼不能實行韓國的天數保護呢？
“到底怎麼定天數合理呢？白天和晚上怎麼算？平時和節假日怎麼算？”張丕民說，對韓國的天數保護，電影局的態度是“很關注”，但對於具體實施情況和效果，還在觀察和考慮。“數量的限制是雙重保護，數量上有限制，我們就不能多進，這個情況下，我們當然要好中選優，不是你什麼片子都能進我們的影院。”張丕民和電影局堅信這是目前保護國產電影最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