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畢業於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首創在漢字輸入中應用聯想功能，中科院計算所公司(聯想前身)和聯想集團首任總工程師。1988年和1992年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1994年被遴選為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現為中國中文信息學會理事長，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博導。
在中科院計算所一層大廳見到倪光南院士時，他正跟兩位外地訪客熱情作別。那天早上，他剛從外地出差回來，但依然神采奕奕、步履矯健。從一樓大廳到他辦公室的路上，記者跟在他後面，幾乎是一溜兒小跑。
67歲的倪光南院士，大部分時間在為國內企業特別是國內軟件企業的發展東奔西走，樂此不疲。他堅定地認為，軟件是中國最有希望的產業，中國不應該簡單學習印度，中國應該有信心引領世界軟件潮流。在他看來，這些問題都是重大問題，不容妥協、不容觀望。
外包不是中國軟件業的主方向
記者：在您的各種演講中，經常能感受到您對信息產業，特別是軟件業的殷殷期望。在您看來，國產軟件業應該如何揚長避短，積極創新？
倪光南：現在國內對中國軟件發展道路主要有兩類意見。一類認為，中國軟件產業應該大力發展自主創新，建立自己的軟件產業體系。因為中國既有軟件人才，又有國內市場，既有國家政策的支持，又有開源軟件的幫助。中國的巨大市場，完全可以支撐起自己的軟件產業體系。
另一類意見是，中國應該像印度一樣主要發展軟件和服務的外包。2002年，微軟支持麥肯錫發布了一個報告，建議中國不要做 操作系統，而要做軟件服務外包。一些地方會覺得，走這條路比較容易。
為什麼在國內，軟件外包被強調得這麼多？我認為很重要的原因是跨國公司的影響，它們甚至願意做出某些努力來促成中國往這個方面發展。比如，微軟號稱要給中國62億美元的投資，其實主要是一些采購和外包定單，真正的投資很少。說成投資62 億美元，是不符合實際的。跨國公司這樣做是不希望中國搞自己的軟件，特別是有自主版權的至關重要的基礎性軟件，他們不希望中國成為它們的競爭對手，他們倒是希望中國成為印度的競爭者，更加降低它們的外包成本。
在軟件產業鏈裡，基礎軟件比如操作系統、數據庫管理系統、中間件等，是壟斷性很高、附加值很高的軟件。也正因為如此，6萬人的微軟，銷售收入相當於兩個印度的軟件出口額：印度有100萬人做外包，去年出口234億美元，而微軟一年的收入就超過400億美元。IBM有3萬人搞基礎軟件，收入也相當於一個印度。跨國公司願意幫助中國、引導中國去搞外包服務，因為這樣做，中國不會影響到它的壟斷地位。這是很明顯的。
如果現在某個地方、某個軟件企業，根據他自身的情況去搞外包，可能有很好的發展，我們應該支持他。但是對於中國整個軟件產業，如果主要去搞外包，這是方向性錯誤。
記者：可能還有一個原因，是現在國內很多軟件企業是賠錢的，而做外包的企業掙錢容易些。
倪光南：這是因為有些軟件特別是基礎軟件，開發周期比較長，需要一個比較長的周期才能成熟。比如，經驗表明，一個源代碼百萬行等級的大型軟件要成熟，大概需要幾百人的隊伍，花五年左右的時間。比如，中國有一個做Office的永中公司，跟微軟的Office部門相比，人員大概差10倍，投入差幾百倍。但從時間上來講，我們開發了六年，微軟開發了近二十年，相比之下，中國軟件企業的效率是不錯的，這也體現了後發優勢。
記者：但是，有沒有可能，我們某些企業等不到發展起來的那一天，就已經跨掉了？
倪光南：這就需要國家更多的支持，特別是對大型軟件、基礎軟件的支持。如果你沒堅持到五六年，三四年你就不做了，你就前功盡棄了。你堅持下來了，這個軟件就可以達到和跨國軟件公司產品競爭的地步。
記者：那麼，在您看來，國內軟件要趕上國外軟件的水平，需要多少年？
倪光南：國內各家Linux服務器操作系統已能與Windows競爭，已經在企業和政府應用中有相當強的替代能力，很多中小型應用已經用到國產數據庫，中間件也沒多大問題。誰能舉出中國不能做的軟件？或者我們不能在五六年達到實用水准的軟件？我想沒有人能舉出什麼例子。即使我們過去不能做，現在花五六年的時間我們就能做出來，就可以達到國際水准。
政府應該是國產軟件的首批用戶
記者：我記得，您兩年前說軟件是中國最有希望的產業，現在還這樣認為？
倪光南：是，絕對是。
可以想象，這幾年，我們國產Office很快可以全面替代微軟的Office，國產的操作系統也有很大的替代性。“十五”期間，我們已經看到很大的變化。
軟件產業的創新並不依靠物質條件，這是和很多產業不一樣的地方。比如半導體產業，我們設計了一個芯片，我們工廠不一定能做出來。即使我們能做出來，我們工廠的裝備、EDA設計工具等都是國外的，人家如果不賣給你這些也不行。所以集成電路產業對物質條件依賴性很強。然而對於軟件產業，如果你有很好的創新，只需要經過一定時間讓它成熟，你就完全可以創造一個軟件比國外的還好。所以我覺得軟件的後發優勢非常明顯。
在開放源代碼領域，世界上各種各樣的軟件技術，幾乎都有類似的可用，這些軟件技術是國際先進水平的技術，是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也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的，同時，任何人也可以對於開放源代碼做貢獻。所以開放源代碼軟件的出現，使得花錢向跨國公司引進技術成為多余的了。
記者：但是，國產軟件特別是基礎軟件，目前的市場很小。
倪光南：軟件產業發展的障礙是思想上的障礙，不要迷信跨國公司軟件。北京的平谷區政府說，軟件是用出來的。這話很有道理。因為靠軟件企業自己測試，看不到很多缺陷，一般到實際應用場合，才能發現問題。
那麼誰做國產軟件的第一批用戶？我想應該是政府。因為不夠成熟的時候，企業不願意用，社會上老百姓也不願意用，那麼政府就應該支持，帶頭使用。國產軟件的性能價格比是很有優勢的。應該把政府應用這個最寶貴的市場資源用來支持國產軟件，而不應該像有些地方，為了要回報跨國公司搞的一些培訓，就把市場資源讓給跨國公司，這是得不償失的。
記者：今年的全國科技大會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您覺得中國信息產業的創新之路是什麼樣的？
倪光南：從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十六字方針來看，如果堅持自主創新，軟件產業一定可以實現重點跨越。但是假如你是學印度，整個中國軟件產業全向印度學習，你想要跨越印度都很難。因為印度對美外包有它固有的英語優勢，做了二十多年了，已經是外包老大。在產業鏈裡，外包產能太低，利潤太低，發達國家不願意做，跨國公司不願意做。
特別是現在，信息安全問題越來越重要。如果基礎軟件不行，信息安全問題就不能解決。另外，中國正在面臨軟件正版化問題。中國13億人口大國，如果用外國軟件，實現正版化不可想象。我想，很現實的，只有主要依靠國產軟件實現正版化。
記者：您本人使用國產軟件嗎？
倪光南：我經常用國產的Office、Linux。這兩個軟件與國外的同類軟件相比，已經很接近了，並且還有創新。當然，有些方面還有差距，但是我們很快就能迅速趕上，這不過是時間問題。
記者：現在Linux在應用上和Windows相比，感覺沒有太多創新。
倪光南：應該說，客觀上有先入為主的問題。有些國產Linux版本外表很像Windows，這是市場的需要。因為這麼多用戶很難重新培訓他，所以我們希望在操作上盡量接近Windows。實際上Windows的界面也不是Windows的創新，最早是 蘋果機上用的。當然，與Windows兼容不是目的，我們的目的還是為了替代它、超越它。這是一個過程。
中國應引領世界軟件潮流
記者：從1961年大學畢業到現在，您差不多經歷了中國計算機事業創建的全部50年，您感覺其中有哪些事特別難忘？
倪光南：嗯，挺多的，一下子也說不好。我記得，中國在1958年的時候做出的第一台計算機，是仿前蘇聯的，叫104機。我參與的是中國第一台自主設計的大型計算機119機。一直做到1964年才交機，相當長的時間，很不容易。
我當時負責外圍設備線路，是外部設備插件組組長，也參加調機，做值班長。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通過這個實踐，我進入了計算機領域。
記者：119機還在嗎？
倪光南：很可惜，世界上第一台計算機ENIVAC還保留著，而中國很有歷史意義的老計算機都被拆掉了。119機有這一樓層這麼大，差不多有一個籃球場的面積。
119機用真空管，之後用晶體管，用集成電路，最後是第四代，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這四代計算機我都經歷過。開始的時候，中國的計算機並不是這麼落後。20世紀60年代，世界上也就美國、前蘇聯、英國、法國、中國這幾個國家能做計算機，其他國家不能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基本停止發展，我們都不做科研了，上山下鄉去了。而這個期間正好是計算機按照摩爾定律在發展的階段。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重新抓科研，那時有了很大的差距。好在，軟件沒差那麼多，因為你可以用新的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特別是開放源代碼軟件給了你一個基礎，使你的起點可以提到國際的水平上，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跟隨時間。我們很有信心在軟件領域迅速趕上。
記者：站在中國計算機事業創建50周年這個新的時間點上，請您展望一下未來的計算機技術發展趨勢。
倪光南：長遠的我們很難預測，信息領域的預測一般都是錯的(笑)，預測比較短的時間可以比較接近。
我覺得，未來這幾年應該是中國軟件發展的關鍵時期，有可能在這幾年裡面，我們國產軟件形成自己的軟件產業體系，中國的軟件應用將引領世界潮流。
如果硬件按照目前的趨勢降價，幾年之後，一兩千塊錢一台電腦，中國的電腦用戶會像手機用戶一樣快速增長。中國網民數量現在是全世界第二，電視數量我們已經第一了，手機已經第一了，我們中國的電腦用戶數量很快也會變成世界第一，在這個時候中國人用軟件，豈不就是世界軟件的主流？
我們應該引領潮流，而不是跟隨人家，應該有這個信心，不要老是自卑，認為中國不行。因為我們將很快有世界第一的用戶群。中國用什麼軟件、什麼硬件，將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響。有人認為，中國人還需要等待若干年引進跨國公司技術，再搞自主創新。這既不符合實際情況，也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現。
當然，我們如果做得不好，或者我們中國人都去做外包了，就沒有希望，只做外包，連印度都趕不上。
我願意幫助企業
記者：您在一些協會，還有計算所裡都有職務，這些角色中，哪個角色占用您的時間最多？
倪光南：我還是願意和企業一起商量事情，因為企業是創新的主體，我希望有創新性很好的企業。當然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做的，領導機關叫你去開會，當然要去的。我比較願意和企業討論，我們怎麼把一個產品做好，怎麼把市場開拓好。
記者：您覺得現在國內企業裡，比較優秀的是哪些？
倪光南：通信領域的華為、中興非常出色，已經能參與國際競爭了。這幾年肯定會出現一些優秀的軟件企業，因為它已經熬過了前幾年最艱難的時期。但是我們還要看一段時間，因為軟件成熟需要時間。
記者：除了神舟電腦，您還給別的公司做科技顧問嗎？
倪光南：很多事情名分不是很重要。在神舟電腦倒是有一個名分，不過有沒有名分我都願意幫助企業。我支持神舟，因為它作為民營企業，能夠堅持有比較大的研發投入，而且堅持不斷擴大自己自主創新的領域。這樣的話它可能後來居上，所以我們鼓勵它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擴大自己的研發投入，擴大掌握更多的技術。當然，我們相信隨著Linux的發展，國產CPU的發展，將來電腦的核心技術應該用國產的。
記者：您在聯想待過，現在跟企業接觸也很多，您有沒有覺得現在的企業創新存在誤區？
倪光南：很多企業還是很願意在創新上投入的。中國的軟件企業能夠發展起來，都是以創新為基礎的。像用友，開始時有一個很好的財務軟件；像華為、中興有很好的嵌入式軟件。就是做系統集成的公司，也需要有創新，他能按照需求做好一個工程，能夠把各種軟件、硬件合在一起做一個解決方案，這是集成創新。如果我們從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各種創新類型來看，軟件公司如果一點沒創新的話，我覺得很難生存。即使外包，也需要有自己的創新，不能滿足於簡單的外包，而是要能做更復雜的外包，甚至要能提供解決方案。
記者：去年我采訪一些軟件企業的時候，他們提到，在每個軟件領域最後只能生存兩三家企業，但是在國內這種狀況還不是很明顯。
倪光南：我覺得中國在基礎軟件方面會出現很好的大企業，並會帶動很多做下游軟件或做支持服務的中小公司。在應用軟件領域，我覺得很多家都可以生存。
原則問題不能妥協
記者：您的很多觀點非常鮮明，比如說不要學印度，以及對政府采購法的一些看法。很多人因此覺得您像是一位斗士，您怎麼看這些評價？
倪光南：我們能夠幫企業說話，這是應該的。在很多重要問題上，是不能有所妥協的。比如，中國要做自己的基礎軟件，還是主要做外包？這是原則問題，我們絕對不能妥協的。當然，這可能會得罪一些人(笑)。在生活待遇上，我們可以“與世無爭”，但是這些問題關系太大，無論如何，我們應該代表我們的企業說話，反映企業的想法。
記者：在過去這些年中，您經歷過很多風風雨雨。很多事情現在去追究當時是什麼樣子，已經沒太大意義了。我想知道，偶爾回頭看的時候，您有沒有感覺到有一些遺憾，或者您最大的快樂是什麼？
倪光南：我想,一個人要盡力而為。有很多情況下，你想做的，並不是完全能夠實現。你看有些事情，當時很熱鬧，但是過了若干年一看，是怎麼樣就很清楚了。我覺得我們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否則，一時做得很轟轟烈烈，可能沒意義。過幾年後再看，甚至可能覺得很可笑，我不希望做這種事情。
我希望，今天我們做的事情，若干年後來看是很有價值的，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不是很容易。有一些事情可能做了後，不受很多人歡迎，但是你知道這個事情對長遠有意義，能經得住時間的檢驗，就可以了。
我遺憾的事很多，但是人不應該想這麼多，因為人的個人能力有限，最重要的是要合乎潮流。要關心中國的信息產業，把自己融入進去，使你自己的努力和整個產業的發展融合起來。哪怕你自己的力量很小，你也要融合進去，而不是違背潮流或者在外面觀望。
記者：您對國內科研人員有什麼期望嗎？
倪光南：我覺得，作為科技人員要有所貢獻的話，一定要踏踏實實地去做。不能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暫時也許有一點好處，但是長遠看不行，經不起時間的檢驗。科學實驗、產品開發都是實實在在的，產品必須在市場上經受檢驗，取巧是沒有出路的，遲早要出問題，這方面已經有很多教訓。
記者手記
在這次采訪倪院士之前，記者有幸跟倪院士有過多次約稿經歷。倪院士的親切有禮、大家風范讓我印象深刻。以最早的兩次為例。
第一次是關於“展望信息產業未來”的題目。從同事那裡要來倪院士的電話，打通後，傳來一個親切的聲音：“我是倪光南。”初次通話，記者說出采訪需求，沒想到倪院士一口答應：好，你給我發郵件吧。郵件發出的當天晚上，記者收到倪院士的稿件，信尾還注明“請酌用”。報道出來後，我給倪院士寄了兩份報紙，並發郵件告知。倪院士立即回信：謝謝！
第二次是關於“全國科學技術大會”的題目。撥通電話，考慮到倪院士未必記得自己的單位和姓名，記者又想做一次自我介紹，沒想到倪院士記得很清楚。聽起來倪院士在開會，他要我先把約稿要求發給他。第二天早上，收到倪院士的郵件：小袁，我沒有收到你的郵件。記者馬上又發一遍。中午收到倪院士的回信：收到，我晚上寫給你。第三天早上，記者在辦公室收到倪院士的郵件，一看時間，是在前一天晚上 23：54發出的。報紙出來後，照例給倪院士寄出兩份，並郵件通知。倪院士依舊是立即回信：謝謝！
向專家學者約稿、約采訪，難免會遭遇一些挫折或不快，記者對此已能淡然處之。然而，倪院士的謙謙君子風范仍然令人折服。我想，這裡面除了倪院士的個性與修養使然，還有他對重大事件勇於參與、不願觀望的積極入世之心。
把這些經歷寫在博客裡，有博友留言：越是大家，往往做得越好！確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