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Richard Stallman的理論下，用戶彼此拷貝軟件不但不是“盜版”，而是體現了人類天性的互助美德。對Richard Stallman來說，自由是根本，用戶可自由共享軟件成果，隨便拷貝和修改代碼。他說:“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說:‘只要你保證不拷貝給其他人用的話，我就把這些寶貝拷貝給你。’其實，這樣的人才是魔鬼；而誘人當魔鬼的，則是賣高價軟件的人。”可以斷定，進入世紀末，軟件業發生的最大變革就是自由軟件的全面復興。在自由軟件的浪潮下，軟件業的商業模式將脫胎換骨，從賣程序代碼為中心，轉化為以服務為中心。
Richard Stallman白描：五短身材，不修邊幅，過肩長發，連鬓胡子，時髦的半袖沙灘上裝，一副披頭士的打扮。看起來象現代都市裡的野人。如果他將一件“麻布僧袍”穿在身上，又戴上一頂圓形寬邊帽子，有如繪畫作品中環繞聖像頭上的光環。一眨眼的功夫，他又變成聖經中的耶稣基督的樣子，散發著先知般的威嚴和力量。
五短身材，不修邊幅，過肩長發，連鬓胡子，時髦的半袖沙灘上裝，一副披頭士的打扮。看起來象現代都市裡的野人。如果他將一件“麻布僧袍”穿在身上，又戴上一頂圓形寬邊帽子，有如繪畫作品中環繞聖像頭上的光環。一眨眼的功夫，他又變成聖經中的耶稣基督的樣子，散發著先知般的威嚴和力量。野人與基督，恰恰就是自由軟件的精神領袖理查德·Richard Stallman的雙重屬性：他既是當今專有（私有）商業軟件領域野蠻的顛覆者，又是無數程序員和用戶心目中神聖的自由之神。
在他的理論下，用戶彼此拷貝軟件不但不是“盜版”，而是體現了人類天性的互助美德。對Richard Stallman來說，自由是根本，用戶可自由共享軟件成果，隨便拷貝和修改代碼。他說:“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說:‘只要你保證不拷貝給其他人用的話，我就把這些寶貝拷貝給你。’其實，這樣的人才是魔鬼；而誘人當魔鬼的，則是賣高價軟件的人。”可以斷定，進入世紀末，軟件業發生的最大變革就是自由軟件的全面復興。在自由軟件的浪潮下，軟件業的商業模式將脫胎換骨，從賣程序代碼為中心，轉化為以服務為中心。
有人說，Richard Stallman應該算是世界上最偉大，軟件寫得最多的程序設計師。但是，Richard Stallman真正的力量，還是他的思想。 自由軟件是計算機業的傳統
自由軟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計算機業與身俱來的傳統。縱覽計算機發展史，從1946年到60年代，從IBM藍色巨人到ARPANET，從集成電路到PC機，從互聯網到電信自由經營，每一個時期都留下了“自由”的影子。
可以說自由拷貝和源代碼開放是整個計算機業，包括個人電腦及互聯網兩大領域的天然的軟件開發和傳播模式。早在60年代，就有以大學為陣地，以年輕人為主題，自由地交流的風尚，並在軟件開發與研究方面碩果累累：如Unix、TCP/IP、Fortran、Pascal、LISP等等。
當70年代，AT&T被迫退出計算機業時，Ken Thompson和Dennis Ritche從貝爾實驗室將Unix的源代碼拿出來，結果吸引了成千上萬名程序員，為其改進、修正、添加，誕生了多年來高端系統最核心的操作系統--Unix的繁榮。
70年代中期，個人電腦革命還在醞釀之中，當時的軟件是鼓勵自由拷貝的（那時還沒有發明盜版的名目），正是這種自由拷貝、信息共享的精神上點燃了個人電腦革命，促成了軟件業的發展。甚至連蓋茨起家的Basic也是依靠這種自由軟件才流行起來，才為事實標准。其實，後來的許多軟件都是依靠共享方式才取得成功。
在互聯網發展初期，程序員也是將源代碼自由共享。當時基於UUCP的UUCPNet和基於TCP/P的ARPANet（互聯網前身），都有Usenet社區，其目的就是共享源代碼交流經驗。進入90年代，奠定互聯網爆炸的一些關鍵技術，如伯納斯-李發明的WWW技術，浏覽器以及Apache、BIND等等全部都不是誕生在專有軟件世界裡。可以說，是自由軟件的精神和創新奠定了整個計算機業的核心。忽視自由軟件的傳統和作用是不科學的。
70年代末，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蓋茨《致電腦業余愛好者的一封公開信》為標志，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伯爾尼公約》為框架，軟件步入了Copyright的時代。隨著現代商業軟件的發展，對利潤的瘋狂追逐不但割裂了傳統，極大地偏離了計算機的基本精神。而且還在不斷變本加厲。因此，自由軟件的復興首先是對現有版權體系的強力反叛。
軟件源代碼是交流技術、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正象傳統的科學是通過論文、著作進行交流一樣。企業為了保護軟件的知識產權而將源碼秘而不宣，已經背離了知識產權保護創新的基本精神。
Richard Stallman在《為什麼軟件不應有‘所有者’？》一文中指出，軟件的編寫者將軟件“據為己有”看上去天經地義。但必須看到，一個軟件並不是單純的工具，一旦軟件的編寫者將其傳播出去，就不簡單地是在提供“工具”，而是在傳播“思想”。在這一點上，現有的版權體系采用了所謂保護“表達（Expression）”，不保護“思想（Idea）”的兩分法，為軟件保護問題設置了無法解釋的障礙，造成了軟件的精神分裂。
同時，自由和共享也是計算機發展的內在精神和永恆的追求目標。有人指出：在互聯網被標榜為“資源共享”、“資源優化”的利器的時代，卻不能對軟件產品真正實現“共享”和“優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黑客傳統
Steven Levy的名著《黑客：電腦時代的英雄》論述了個人計算機興起的歷史。該書最後一章講述了理查德·Richard Stallman的故事。題目就是：“最後一個真正黑客”。這是對他最恰當的評價。連他的反對者也說：“如果不存在Richard Stallman，人類也應該把他創造出來。”
1971年，年輕、聰明絕頂的程序員Richard Stallman進入MIT人工智能實驗室工作，成為軟件共享社區的重要成員。其實這個社區已存在多年。當然，軟件共享也只不過局限於這個特定的社區中。它與計算機的歷史一樣悠久。就象配料共享與烹饪一樣古老。計算機業的傳統就是：一切為人人所共享。私有讓人嘲笑，專用受人鄙視。
當時，人工智能實驗室使用一個ITS（不兼容分時系統）分時操作系統。黑客們（不是大眾媒體所談的安全破壞分子，而是指酷愛編程的人）是用匯編語言為Digital的PDP-10設計和編寫的。PDP-10是當時最著名的計算機之一。作為社區成員和實驗室的系統黑客，Richard Stallman的工作就是改進系統。
當時沒有人稱它為自由軟件，因為這個詞還不存在。但實際上就是這麼回事。無論是某個公司成員或另一所大學想獲得它，大家都會非常高興地把源程序給他。如果你看到別人使用一種你沒見過且有意思的程序，你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序，這樣你就可以讀它、改它，或拆卸部分用於新的程序。進入80年代，這種自由發生急劇變化，DEC的PDP-10系列發生中斷了。它的自由體系架構，在60年代顯得強勁、先進。但到80年代就捉襟見肘，沒有足夠多的地址空間。這意味著幾乎所有的為ITS編寫的程序都作廢了。黑客社區也崩潰了。
然而，到80年代後，計算機的商業化和軟件專有化席卷整個產業，黑客們的黃金時代結束了。一個又一個有才能的MIT編程員離開了校園，投入了市場的懷抱。尤其是Symbolics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區中的許多黑客，大大傷了MIT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元氣。Richard Stallman感到：一個時代結束了。
Richard Stallman說:“那時，人工智能實驗室已沒法再支持下去，我是最後一個還想讓它活起來的呆瓜。但後來我也沒辦法了，因為一個人根本發揮不了作用。”開始，他覺得這樣與現實抗爭沒有什麼意義。但他終於看出，他真正的敵人不是Symbolics，而是整個不開放源代碼的商業軟件業。
1981年，當人工智能實驗室購買了新的PDP-10時，領導決定用Digital專有的分時系統來代替ITS。當時的計算機，無論是VAX或68020都有他們自己的操作系統。但沒有一個是自由軟件：你要獲得一份可執行的拷貝必須簽署一份不准向外公開的協議。
這就意味著使用計算機就得承諾：不能幫助你的鄰居和朋友。這是軟軟件業邁出的可怕的第一步。一個相互協作、彼此交流的社區就這樣被禁止了。由專有軟件所有者所制訂的規則：“如果你與你的鄰居共享，你就是盜版者。如果你想作點改動，那你得乞求我們來做。” 究竟誰違背了道德
實際上，恰恰是專有軟件的理念--不允許共享或改動軟件--是反社會的，也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長期以來，軟件出版商使人們相信：軟件天生就該如此。這種片面的認識禁锢了人們的思維。當他們在談論如何加強版權或打擊盜版時，他們也認定這是天經地義，人們也會毫無異議地接受。
他們的第一個假設就是：軟件公司對自己的軟件擁有毫無疑問的天然權力，因而可以將權利施加到所有用戶身上。（因為如果是天然權力，那不管對公眾會造成多大的損害，我們也不能加以反對。）但有意思的是，美國憲法和美國法律慣例否定了這種看法，版權不是一項天然權力，只是一項人為由政府施加的獨占，他限制了用戶拷貝的天然權力。
另一個潛在的假設是，軟件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它允許你可以做什麼。而我們的計算機用戶不必考慮我們處在的社會狀況，被動接受就行。第三個假設就是如果我們不允許軟件公司給用戶施加權力，我們就沒有可用的軟件。這個假設看起來似是而非。實際上當自由軟件興起後，我們無須戴上鎖鏈就能獲得大量優秀軟件。
如果我們拒絕接受上述假設，並從“用戶第一”的基本道德常識上來考慮問題，那麼我們將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計算機用戶應該有自由根據自己的需求修正程序；用戶有自由共享軟件，因為幫助別人是社會的基礎。而軟件廠商不可以對用戶施加壓力，剝奪用戶的各種自由。
Richard Stallman經歷過沉痛的遭遇。70年代，激光打印機大得像吉普車一樣，所以Xerox（施樂）送了一台圖象激光打印機給人工智能實驗室時，人們發現唯有人工智能實驗室的九樓機房裡，才找得到位置放它。在大樓裡所有人只要在各自的電腦上打些指令，叫打印機幫你服務。
它的打印速度令人滿意，只是有時紙印光了或夾了紙，一大堆人的列印工作就全部停了下來。有時有的人要印上一大堆東西，而有些人只要印一兩張時，不得不爬上九樓，把印表機的控制改一下，使它先印一兩張。於是一天就這樣爬上爬下，沒有人受得了。
幸好印表機送來時，Xerox把驅動程序的源代碼也隨機附上，實驗室的人就把控制打印機驅動程序的功能作了些修改，大家都省了不少麻煩和汗水。Richard Stallman回憶地說:“你的打印工作做完後，它還會通知你；如果夾了紙或你想問些什麼打印上的事情，它也會讓你知道。”
1978年，一切都變了。Xerox送了一台叫Dover的新打印機機給人工智能實驗室，但不願再附上源代碼。Richard Stallman說:“因此我們沒辦法修改驅動程序，於是整個大樓的打印效率又回到從前，卡了紙或把紙印光了，你在下面也無法知道。”
他和人工智能實驗室為給打印機添加功能以便機器更好工作，希望獲得打印機控制程序的源代碼，結果被嚴正拒絕。“因此，我再無法說服自己不公開協議是純潔清白的。當他們拒絕與我們共享時，我十分氣憤。我不能更更弦改轍，對別人做出同樣的事。” 赤裸裸的道德抉擇
“隨著社區的終結，我面臨著一個道德上的抉擇。最簡單的就是投身於專有軟件世界之中，簽署不公開協議，並承諾不幫助同行、同事。而且自己也很可能編寫軟件，並在不公開協議的前提下發布軟件，去同流合污，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則。顯然，走這條路，可以掙大錢，而且使編寫代碼的工作增添一份金錢上的快樂。但是我知道，等到自己職業生涯終結時，我再回首這些年為分離人類而砌造的‘牆壁’。我會感受到，我將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糟糕。”
另一個選擇，很直截了當，但令人不愉快，那就是從此離開計算機領域。“這樣我的技能不會被濫用，但也將被浪費，我不會因為分化和限制計算機用戶而感到有罪，但這些事情會繼續發生。”“因此，我開始尋找一條出路，使程序員可以做真正的好事。我問自己，我能寫什麼軟件，我能否讓社區重煥生機。”
答案很明白：首先需要的是一個操作系統，這是開始使用計算機的關鍵軟件。有了操作系統，就能做許多事，沒有操作系統，計算機都無法運行。有了自由操作系統，我們就能再次組建一個相互合作的黑客社區。而且任何人使用自由軟件都不必剝奪他/她與朋友家人的共享權利。
作為一名操作系統的開發人員，Richard Stallman無疑最勝任。“雖然我沒有認為自己一定能成功，但我意識到自己就是命定做這項工作的。”Richard Stallman選擇做一個與Unix兼容的操作系統。這樣容易被移植，而且Unix用戶可以方便地轉移過來。GNU這個名字確定就是遵循黑客傳統，是一個遞歸的縮略詞：“GNU*S NOT Unix。”
一個操作系統並不僅僅意味著一個內核，而且僅能運行其他程序也是不夠的。一個完整的操作系統，要有指令處理器、匯編程序、編譯器、解釋程序、調試器、文本編輯器、郵件軟件等等一個完整的系統。
自由軟件“free software”是一個被廣泛誤解的詞，這個“free”完全與價格無關，它指“自由”。這就象“自由講演(free Speech)”與“免費啤酒(free Beer)”的區別。其主要內涵就是用戶可以自由運行軟件，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自由修改軟件，用戶也可以自己銷售軟件，不管是收費的還是免費的。自由軟件與出售軟件拷貝並不沖突。
開發一個完整的系統是項龐大的工程。Richard Stallman決定盡可能采用已有的自由軟件，比如一開始他將Tex作為主要的文本格式標識符，幾年後他又用X Windows系統作為GUN的圖口系統。
思想比代碼更閃光，但沒有代碼，思想是沒有軀體的。 一個人的戰爭
1984年1月，Richard Stallman辭去了MIT的工作，他擔心MIT會要求產品的所有權，會給產品強加入自己的銷售條件，最終又會成為專有軟件。一開始，GNU計劃只有他一個人。他發現自己原來在人工智能實驗室的辦公室，還沒有分給其他人用時，他就每天晚上溜進去工作。久而久之，白天他也跑去用實驗室裡的電腦。
當時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Patrick H. Winston並不干涉。因為Winston始終不把Richard Stallman的辭職當真，只要Richard Stallman能創造些好東西給大家用，實在沒有必要把這位共事13年的老同事打發走路。因此他爽快地邀請Richard Stallman可以繼續使用實驗室的設備。從此，Richard Stallman就成了特殊的一員。
工程啟動後，Richard Stallman聽到有一個自由大學編譯器套件（VUCK）。他去信詢問能否用入GNU。答復是嘲弄式的，說對大學是自由的，但軟件本身不行。於是，決定他為GUN編寫的第一個軟件就是一個多語言、多平台的編譯器。他想利用Pastel編譯器的源代碼，但最終放棄。從頭編寫了新的編譯器，名為GCC。
1984年9月，Richard Stallman開始GUN Emacs，1985年初，它開始可以工作。這使它可以用Unix系統進行編輯。此時，人們開始想使用Emacs。因此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何傳播它？當然，他將其放到了MIT計算機的匿名服務器上。但那時互聯網 還未普及，人們很難通過FTP獲得拷貝。而失業的Richard Stallman也需要收入。於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價格獲得程序。自由軟件的分銷商業模式就此誕生。如今，整個基於Linux的GUN系統都是如此。
為防止不肖廠商利用自由軟件，使其專有化。Richard Stallman別出心裁，創造了Copyleft的授權辦法。所有的GNU程序遵循一種“Copyleft”原則，即可以拷貝，可以修改，可以出售，只是有一條：源代碼所有的改進和修改必須向每個用戶公開，所有用戶都可以獲得改動後的源碼。它保證了自由軟件傳播的延續性。 市場裡出政權
EMACS這樣的程序最難的是開頭。一旦第一版本推出之後，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然後精益求精，越改越好。目前已有幾百種EMACS的副程序，可用在50多種電腦上，從微電腦到Cray的超級電腦都可用EMACS。
由於EMACS的成功，Richard Stallman設立了個新的基金會:自由軟件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捐助FSF和GNU計劃的廠商，也可享有減稅的優待。單單1989年，FSF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基金會也因出售GNU程序手冊和電腦磁帶，而賺了330377美元。此外，Richard Stallman也不再天天溜回人工智能實驗室“借”用電腦，因為許多廠家已為FSF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件設備，包括HP、Thinking Machine、Sony，甚至UNIX的娘家---貝爾實驗室，也貢獻了不少設備。也有一些廠商捐贈現金，並把技術人員送到FSF來向Richard Stallman學習，而且支付Richard Stallman的員工薪水。
FSF就用這些錢來養起14位基金會成員: 9位程序設計師，3位負責技術資料撰寫。雖然Richard Stallman自己不支薪，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樣看得開，而餓著肚子為理想拼斗。FSF的程序設計師一年也只有2萬5千美元的薪水，這是一般廠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Richard Stallman之所以以低薪待人，原因就是可多請幾位志同道合的黑客，為理想而工作。
GNU在工作站和微機市場很風光，許多工作站/UNIX和微機廠家，都把GNU納入他們操作系統，包括Convex Computer、DEC、Data General及以前的NeXT等。
GNU工程激勵了許許多多年輕的黑客，他們編寫了大量自由軟件。最後，是裡奴斯·托瓦斯編寫了系統內核，稱為Linux，把所有軟件和硬件連接起來。Linux內核為GNU工程畫上了完滿的句號。
Richard Stallman說，Linux並不能代表整個操作系統。Linux只是內核，整個系統還包含數以百計的軟件工具和實用程序，大多是由GNU黑客們完成的。他認為，整個操作系統稱為GNU/Linux比較合適。
Richard Stallman認為，在Copyleft時代，軟件公司可以靠服務和訓練賺錢。如果你公司沒有人會用源代碼，你就得請位程序員，幫你修改由FSF得來的Copyleft程序；你不必怕你出錢所改的程序會流傳到另一家公司，因為那家公司也許會為這軟件改頭換面，幫它抓蟲，或修改，或添加些新功能。而在任意拷貝的情況下，你也因而受惠。
所以程序員絕對餓不死，仍會像現在高價軟件的時代一樣，有許多“服務”的大錢可賺，只不過不可能象蓋茨這樣積聚起世界第一的巨額財富。而GNU的軟件也能使寫程序的人更具生產力，因為他不必凡事都從零做起，可根據已有的軟件來改進。所以Richard Stallman希望，有一天軟件業者不是靠目前的“Copyright”版權法，迫使客戶花費巨額資金購買軟件，而是依仗提供服務(如技術支援、訓練)來獲取應得的報酬，這種報酬可能會比一般人高，但是絕對不可能為一個小公司培養出幾百個百萬富翁。簡而言之，未來軟件業的基本准則就是“資源免費，服務收費”。
近幾年，隨著Linux的迅速崛起，再也沒有人對自由軟件的全新商業模式表示懷疑。在 Richard Stallman思想的指導下，自由軟件已經成功地步入市場主流，占據了市場實地。畢竟，在商業橫流的今天，思想在貶值。自由軟件也只有在奪取市場政權後，才能真正確立自己的實力地位，促使整個軟件業模式發生巨變。 孤獨是思想家的歸宿
目前發展的勢頭表明，完全站在用戶一邊的自由軟件不可抵擋。它面臨的唯一敵人還是自由軟件領域內部的分裂和爭斗。除了市場原有壟斷者外，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Richard Stallman總是風塵僕僕，行囊相隨，四處布道。他帶著一台筆記本電腦，但這不是他個人的，而是屬於自由軟件基金（FSF）。其實，Richard Stallman 從來就沒有擁有過一台自己的計算機。也從來只用自由軟件（當然他從來沒有用過Windows）。而且，他也沒有自己的汽車、電視和房產。這位46歲的單身漢節儉地居住在一間租來的房子裡。已有15年了，沒有領取過一個月的正式工資。因為他的工作就是使軟件獲得自由。在商欲橫流的今天，人們更願意追逐財富，而不是貧寒的Richard Stallman 的高尚思想。因此不足為怪，連自由軟件團體內的許多人也開始離他而去。
隨著自由軟件迅速崛起，影響力大增。Richard Stallman毫不妥協的個性和思想使其在自由軟件內部也越來越成為爭議人物。隨著Apache Web服務器和GNU/Linux操作系統的日漸流行，新一代黑客們受到鼓舞，紛紛投入商業領域，越來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軟件，他們是一類全新的黑客：一方面呼應自由軟件的精神，一方面又積極擁抱商業世界。他們鼓吹自己能夠創建比專有軟件更穩定更靈活更少“臭蟲”的軟件產品，同時又積極捕捉每一個商機。
於是，“持不同政見者”將自由軟件的標簽改成了“開源軟件”。看起來好象兩者兼容，但Richard Stallman認為，兩者最大的區別就是後者將自由精神放在首位。但是對商人來說，自由（free）與免費（free）是同一個詞。與Richard Stallman布道“自由精神”不同，他們更願意談論實際問題。為了避免紛湧而來的投資者被Richard Stallman“嚇跑”，他們還得聯起手來，將Richard Stallman屏蔽起來。
Richard Stallman不喜歡實用主義的辯詞，他宣稱即使一個自由軟件不是他最佳的解決方案，他也願意作為首選。對Richard Stallman來說，自由是基本的道德美德：所有的計算機用戶都應該享有相互協作、共享，以及拷貝和交換源代碼的自由。
他的態度使一些“開放源代碼”社區派系的人感到不安。實際上，他們標出“開放源代碼”新旗號的目的就是要與激進分子Richard Stallman劃清界線。不可否認，正是Richard Stallman領導了自由軟件運動，正是他自己開發的千萬行程序代碼使如今的“Linux”成為一個整體，並走向成功。但對於新一代的人，Richard Stallman是一種困窘，是一種障礙，更是一個搗亂分子。必須將他不惜代價地推入密室，以免嚇跑投資者。 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爭
毫無疑問，無論是自由軟件運動還是開放源代碼，都來源他15年前開始的努力，這肯定是計算機歷史上最脍炙人口的傳奇故事。對於目前的成功，Richard Stallman感到非常高興，但也有更多的焦慮。因為他感到自己明顯被排斥在外。“有人極力想改變歷史，否定我在這場運動中的地位”對於人們用Linux來指代整個操作系統，Richard Stallman十分痛心，他說正確的用詞應是“GUN/Linux”。 Richard Stallman承認托瓦斯的貢獻很關鍵，是他完成了GUN/ Linux的內核。但是Richard Stallman估算，內核只占整個系統的3%，相比之下，GUN項目貢獻了30%的代碼，其余67%的代碼來源於其他方面。但令他欣慰的是，GNU的一些原則仍在起作用。他認為這種原則不僅使軟件開發更顯活力，更能生產出優質軟件，還認識到這本身是一種行為准則。
批評者認為，Richard Stallman極力維護GNU的遺產，是沉湎於這場運動的枝枝末末，對整個自由軟件都是有害的。對大多數開放源代碼倡導者來說，顛覆微軟才是主要的斗爭方向。
“我關心的是精神，是GUN項目內在的哲學。這種哲學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那就是自由軟件不僅僅是為了方便，也不僅僅是為了可靠。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協作的自由。我不關心某個人或公司。因此我認為單純與微軟作戰偏離了這個運動的方向。”
Richard Stallman的擁戴者還有，但是Richard Stallman的大多數主張還是被人們忽略了。如今只有“Linux”充斥著媒體的標題，而背後的思想開始逐漸隱去。
Richard Stallman被邀請參加在硅谷灣區舉辦的“開放源代碼開發者日”。這個1998年8月21日開幕的活動是程序員和自由軟件熱心家的大集會，由計算機圖書出版公司O*Reilly聯合公司組織的。而在4月份組織的“自由軟件高峰會議”上，Richard Stallman沒有被邀請。結果招致了廣泛的批評，使得組織者再也不敢“忽視”他了。但是組織者告誡他，要他以“維護大局”為重，讓他在有分歧的地方免開尊口。
不足為奇，Richard Stallman讓許多自由軟件的同行們十分棘手。他這個人不可控制，不可預知也不可能被改變。是這些非同尋常的素質促成了自由軟件的興起。但是隨著自由軟件前景大開，江山指日可待，這些個性開始被視為障礙。Richard Stallman的狂熱和信仰保證了自由軟件的成長，但如今人們認為他是多余的。在他們眼裡，現在剔除了Richard Stallman，自由軟件不但不會受阻，反而會更順暢。
但不容置疑的是，正是Richard Stallman的思想成為自由軟件運行的力量源泉。GNU－Linux系統的確比Windows系統問題少，Apache也是Web服務器的更好選擇。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只有把實用和理想結合起來，自由軟件運動才令人信服，才能激發人們的熱情和獻身精神。無論如何，Richard Stallman仍然是有名氣的，仍然受到尊重，仍然被認為是自由軟件運動的核心人物。Richard Stallman在計算機領域的重要地位不容動搖。為了使自由軟件商業化而犧牲Richard Stallman，那就可能會失去這場重大革命的靈魂和方向。 後記
Richard Stallman依舊沒錢、沒勢，連原先的許多信徒都被分化而去。這場運動給他帶來的唯一收獲可能就是：無論Richard Stallman走到哪裡，都會有人樂意借給他計算機，使他能及時查看電子郵件。他還是那樣不修邊幅，無所顧忌。但是與當年執著相比，他的精神狀態開始呈現一種新的焦慮和紊亂，而這一切正是他創造的自由軟件的成功，施加給他的。而且可以肯定，Richard Stallman必將越來越被自由軟件成功的浪潮所淹沒。
未來難以預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Richard Stallman自己引燃的這場革命已經完全超越了他的駕馭范圍。這也是許多思想家共同的命運。
其實，人類導演的故事總是一模一樣的。
——摘自：《計算機世界》報
